有个神经病人声称他看见一台缝纫机在街上走过。”
克兰拿起他的话筒。“给我接２４５，”他告诉总机。
听筒里传来了说话的声音。“是《使者报》吗？是《使者报》吗？喂，这是……”
“我是克兰，”乔说。
“我要《使者报》，”那个人说。“我要告诉他们……”
“我是《使者报》的克兰，”克兰告诉他。“你要说什么？”
“你是记者吗？”
“是的，我是记者。”
“那你仔细听着。我慢慢地清楚地告诉你刚才发生的事。我正在街上走着，看……”
“什么街？”克兰问。“还有你叫什么名字？”
“东湖，”对方回答说。“第５００条街还是第６００条街，我记不清了。我遇见这台缝纫机沿着大街滚动。我想，你也会这样想，你知道，如果你遇到一台缝纫机——我想有人在后边推它，后来脱了手。然而那也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条街很平。没有一点儿坡度，你知道。真的，你知道这个地方。平得就像你的手心一样。而且街上一个人影儿也看不见。那是在清晨，明白……”
“你叫什么名字？”克兰问。
“我的名字？史密斯。这就是我的名字。杰夫·史密斯。当时我想，也许我应该帮助这个脱手撒开缝纫机的家伙，所以我就伸手去拦它，可是它却躲着我。它……”
“它怎么啦？”克兰大声喊着。
“它躲着我。啊，天哪，先生。我伸手去挡它时，它问到，边，我抓不住它。好像它知道我要去抓它而不愿意让我抓住它似的。它问到一边，绕着我，尽快沿街往下跑去，不断地加快速度。到拐角的时候，它非常轻快地就转过去了，而且……”
“你住在哪儿？”克兰问。
“我的住址？你说，你问我的住址干什么？我在告诉你关于缝纫机的事。我打电话给你，给你提供一个写故事的素材，可你不断地打断我。”
“我必须有你的地址，”克兰告诉他。“如果我要写一篇报导。”
“哦，那好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住在北汉普顿街２０３号，在阿克塞尔机器厂工作，开车床的。我有一个星期没喝酒了。我现在非常清醒。”
“很好，”克兰说。“继续往下说吧！”
“唔，没有什么更多的要说了。只是当这台缝纫机从我身旁过的时候，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感到它好像在盯着我一样。好像从它的眼角斜视你似的。可一个缝纫机怎么能看你呢？缝纫机没有眼睛，而且……”
“是什么使你认为它在看你呢？”
“我不知道，先生。只是一种感觉罢了。就像我的皮肤在背上颤动似的。”
“史密斯先生，”克兰问。“以前你曾经看见过类似的东西吗？比如说，一个洗衣机或是什么别的东西？”
“我没喝醉，”史密斯说。“已经一个星期了，滴酒未沾。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可是，先生，我告诉你倒都是实话。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你可打电话给任何人，问问他们。打电话给红鸡食品店的约翰尼·雅格布森，他了解我，他可以告诉你有关我的情况。他可以告诉你……”
“当然，当然，”克兰抚慰他说。“谢谢你的电话，史密斯先生。”
“你和一个叫史密斯的家伙，”他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俩都是疯子。你看见了一只金属耗子，并且你的打字机还和你谈话，而现在这个家伙又碰上了一台缝纫机在大街上闲逛。”
主编的秘书多萝茜·格雷厄姆走过他的办公桌，快的像一阵风一样，高高的鞋跟踏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咋咋声。她的脸因发怒而涨得徘红，手里摇动着一串钥匙。
“什么事，多萝茜？”克兰问。
“又是那个讨厌的门，”她说。“贮藏室的门。我知道我走时没有锁它，不知是哪个多事的跑来把它关上，现在给锁上了。”
“用钥匙打不开吗？”克兰问。
“什么也打不开，”她气冲冲地说。“现在我不得不再把乔治找来。他知道怎么打开。又得费半天唇舌，真气人——老板昨天晚上打电话，让我今天早点来给阿尔伯森拿接线录音机。他要出去到北方采访凶杀案的审判，想把一些资料录下来。所以我今天很早就起来了，可是这有什么用呢？觉没睡好，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可现在……”
“拿把斧子来，”克兰说。“把它砸开。”
“更糟糕的是，”多萝茜说，“乔治从来也不肯早来。他总是说马上就来，可是我等了又等，又打电话给他，他说——”
“克兰！”屋子里荡起麦凯的喊声。
“哎，”克兰应道。
“关于那台缝纫机的事有什么新情况吗？”
“那家伙说他碰到一个。”
“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怎么知道呢？只不过听到那家伙讲的那些情况。”
“那么，你给那个居民区的其它人打打电话，问问他们是否看见一台缝纫机毫无拘束地在附近跑过。也许可以写一篇幽默的报导。”
“那当然，”克兰说。
他想像着将要打电话的情景：
“我是《使者报》的克兰。收到一个报告，说你们地区有一台缝纫机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跑过，不知道是不是你也看到了这个情况。是的，太太，那就是我要说的……，一台缝纫机在街上跑。不，老妈妈，没有人推它。只是它自己转着跑……”
他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放参考材料的桌前，拿起一本城市指南，摊放在办公桌上。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到东湖街一栏，抄了一些姓名和地址。他有点发懒，不想马上就打电话。于是他慢慢地走到窗边，向外看看天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