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１９７０年，保罗·爱德华兹从洛杉矶大学中心戏剧创作系取得学位毕业。自此，他指导并演出了许多剧目，从尤利普斯到莎士比亚的精典剧作，从塞缪尔·贝克特到洛杉矶现代剧，其中有两部是他自己创作的。
追随着童年的梦想，他开始是学习药理的。没有时间同时搞舞台工作，他便认真学起布鲁斯钢琴曲，先是业余爱好，继而发展成嗜好。有一阵，他一边进行药务实习，一边在芝加哥与一些布鲁斯曲专业的艺术家们一同演奏。现在，他是急诊室专家，却还偶尔找时间去当地俱乐部演奏乐曲。
他一直是个热心的读者，对科幻小说又有特别的兴趣。1984年，爱德华兹转向他最初的爱好——写作。两年后，他卖出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接着，《英雄杀手》获得第三季度的一等奖，从而成为本年度最高奖的四个候选人之一。
目前，没人知道最高奖得主，他会是一位新英格兰的图书馆管理员，也会是一位津巴布韦昆虫学家或植物学家，也会是……，但事实上，他一定会是一位作家。
最近送来的肉毒素简直没用。溶液太浓，子弹丸放进去气泡都出不来。早晚有一天枪会对着我的脸炸开花的，不过我想，我们都冒着同样的危险。这里还总有沉淀。我擦了擦药水瓶外壁，把它放进双层广口瓶内。我总奇怪自己怎么不把它扔了，也许是害怕这氮酸会腐蚀东西吧。
我想知道是否别的医生也被给了这些弹丸枪，但又无法去问。我怎么能走近一个同事，问他这样的事呢？“忙吗？上周解决了几个？”猜也没用，毕竟，他们不会把我作为“携带武器，危险分子”逮起来。我是个很安静的人，不爱交际。我是太不爱交际了，才失去了凯瑟琳，我的前妻。也许选我入传染病组织时，军方考虑到我是不爱报复的，由于她的不忠行为，没人比我忍受过更多的刺激。
当然，她离开我，我并不感到惊讶。当政府干涉了1994年度医生罢工之后，自愿做医生妻子的人消散没了。不管健康与否，被贬至中层阶级这一事实使她从新闻媒体中退了出来。我从来都是尽量先满足凯瑟琳的需要的，但不管怎样，你无法关住一只鹰的。世上有那么多富有的、合格的男人要来照顾她。我想她只是出于义务感才和我在一起，因为她还没出名前我支持过她。我被解职时她哭了，等着我让她走，我让了。如果她再打电话来和我争论，她还会哭的，而她却没打来过。我深爱着她，不忍心让她同我一起受穷。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她给我的爱足够让我熬过那之后所有的漫漫长夜。
我没被逮捕，没有，因为我没参加爱滋病毒组织，所以没有“参与阴谋”的证据。然而，他们还是让我穿上了军装，就像所有其他的实习医生一样。我的生活方式全变了，银行户头被没收，连同行医执照，甚至连同退休保证金。然后笔一挥，我的私人档案建立起来，连同分期付给的津贴和利息——我却不觉得苦。真的，并不觉得苦，甩掉了妄自尊大的专家形象，在乡村阳光细碎的林荫路上跳舞，踏着莫扎特的交响乐《雨点落在我头上》的拍子。作为家庭医生的以前的我可享受不到这些，感谢上帝。
这些天，我在急诊室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面对一大群牢骚满腹得了莫名其妙的病的人，他们大多是来要麻醉品的，然后就回家睡觉，除非总部给我打出带菌者任务，这任务是家常便饭。我挣的钱刚够付房租，再挣的钱给我那辆老爱尔科卡轿车添点润滑油和汽油。
当然，做一个温顺的替罪羊也没什么好处，甚至在我们被一拳打扁时，还有几个医生还当众谦虚地抗议呢。傻瓜！就从那时起我们受到关于各种事情的指责，特别是传染病组织。
牧师摩根在他的电视台讲坛上号召全球性献血，看起来这是个好主意。但现在谁还记得摩根？那确是好主意：在缓解血液紧缺的同时还能发现全国爱滋病带菌者。情况糟透了，我的病人中整整三分之一是病毒携带者“Ａ”字样红色卡片的持有者。传染病组织对死亡率通常是低估的，这是低估美国性泛滥的结果。当总统将议案签署成为法律时，我们这些穿白大褂的人都站起来鼓掌，却做梦没想到公众如此恐惧针头而决不同意这一措施。而且常识告诉我们，那个爱滋病毒组织老坏蛋一定已经将这一秘密消息传播了出去，人们已不再说“如果我及时知道，就……”
但是毕竟法律就是法律，国家警察开始支援当地警察和健康部门，现在你若不被迫把手指伸出来刺破，挤出一点血给政府检验室，你就不能取出贷款，找到工作，通过海关大桥，甚至不能出外约会。当然，医生就是一群坏蛋了。我们得到检验结果，总部给我们密码信号——别人不会得到你的爱滋病检验结果的，这一点我倒能确信。
动乱刚开始时凯瑟琳在我身边，日子还好过，但现在——我总是保持不引人注目的形象，心里实在痛苦，偶尔祈祷着她那完美的双腿不要绕在一个坏蛋的腰间。
一旦医生成了军人，我们就成了服从命令的机器，否则就得面对军事法庭。一个亲密的朋友自杀了，起初我以为是由于离婚的压力。周围有这么多的离婚人，这是对我们共有的自负情绪的又一次痛击。
我记得最初的那一天。关闭了总部窗口，我像往常一样键入奥马哈中心，但出现的不是通常的日程安排，而是不停的一阵嘟嘟嗒嗒的声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