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六日
我醒来时室内一片黑暗。可是对面的房间却有亮光，窗帘好象一个能发光的象棋盘，而且帘上的亮格子越来越多；我知道晨曦来临了。
我身体一转动就觉得疼痛难忍，不过我还是挣扎着打开了电钮，使整个房间里都响起音乐。但这仍然没使我感到轻松，疼痛的威觉并没有消失。
我呷了一口白兰地，又从茶几上拿起那封一星期以前接到的信。信的内容我都背下来了：“委员会……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上……通知您，兹因申请人太多，今年不能在ＸＲ－６５型装置中为您安排席位，特致歉意。您的申请将于１９９１年初再行复议。”
“复议……１９９１年初……”我从来就不太相信医生的话，现在更不相信。但亲自验证过的事实，你是无法否定的。所有必要的分析都是我亲手做的，输入机械的程序也是我亲自编的。我一次又一次地向机械提出那几个问题，把概率定为１０％……１％……０．１％……可是结果都一样。再降低概率就没有意义了。
因此，不能再存任何幻想。我连自己死亡的日期都计算出来了，是五月十日至十五日之间。还剩下一个来月。
我费了好大力气蹭到办公室，在堆满表格、图画和微型照片的写字台旁坐下来，说不定现在，在最后这几天或者几小时里，我还能做出一些成就，还能改变事物的既定进程呢。
四月二十七日
正当心胸悒塞，夜不成眠之际，突然被刺耳的电话铃惊醒。电话是费城打来的。
我脑中立刻闪过一个念头：理查德！他是一个月以前死去的。如今，沉默了整整一个月以后，他又从费城给我打电话了。
我一听果然是费城那个熟悉的声音。理查德因这么久没通音信，向我表示歉意。但他倒没有耽搁时间，他已经向维也纳委员会替我说情了。虽然眼下还无结果，但他认为，事情并不是毫无希望的。
理查德显然是在骗我，因为他不想使我的希望——我今生最后两个星期中的唯一希望——化为泡影。
……自杀吧？临死前自杀是庸人的壮举。不过，我确实得设法做出一些成就来。这里含有反抗的意味。不错，是一种无谓的反抗，但是既然注定要死，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好想。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翻来复去地想着这一切。天都黑了，我也没去开灯。忽然——大概已是半夜时分——我听见窗外有汽车的刹车声。楼梯上响起一阵脚步声，接着就是急促的敲门声。
我提起手杖，踉踉跄跄地朝门廊走去。原来是我的助手克里斯蒂娜。她抓住我的手喊道：“奇迹！出现了奇迹！快走！你亲自去看吧I”
我也不暇细问，就转身去找我的轮椅，可是克里斯蒂娜却把我架起来，几乎是背着，拖到了楼下的汽车上。
我知道她现在什么也不肯说。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我甚至忘记了疼痛。汽车驶到我们的实验室门前便停下来，虽然夜阑人静，这里却仍旧灯火通明。克里斯蒂娜扶着我走进楼内。
象往常一样，桌子上摆满了烧瓶，里面盛着用来培养病毒的体外移植物切片。用中子处理过的标本已放在电子显微镜下，电磁场的频率是１２，８８６兆周。
我往显微镜里看去。
我看见了我多少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
绿色背景上的许多病毒体都清晰可辨，而且个个都有中子撞击所造成的痕迹！
克里斯蒂娜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一边拍着手，一边喊着。
我舍不得离开显微镜了。
有希望！还有挽回的余地！……
四月二十八日
从清早起我房间里就铃声不断。电视电话配电盘上的控制灯时亮时灭，机器一分钟也不能关，因为许多城市都给我打电话，询问详细情况，索取新的数据。
十一时左右费城打来电话。理查德向我祝贺成功。他的声音充满了由衷的喜悦：现也不必再怀疑委员会将要作出肯定的次议了！重新审查我申请书的特别会议定于明日召开！
我在立体电视机前一面坐到深夜，看遍了所有的频道。我感兴趣的是新闻。每套节目里都或早或晚地放映了我所研制的仪器和“１２，８８６”这个神秘的数字——电磁场的频率，在此频率下中子流能够有选择地消灭人类已知的最危险的病毒。
四月二十九日
今晚维也纳用电视电话通知我说：委员会已经批准我的申请！五月一号我就应赶到巴黎的蒂博诊所！
四月三十日
早晨校长和市长都来探望我。他们说我的葬礼决定隆重举行，并向我说明了整个仪式的详细情况。安葬日期定为五月六日。遗体将安放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里。仪式完毕后，在歌剧院举行追悼晚会。
……傍晚我飞往巴黎。我坐敞篷汽车通过市区，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但机场上却有一群人等待送行。这些人的兴致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最后一次亲眼看看现在的我。
当我走上舷梯肘，我真想高喊一句：“安葬时再见！”但我立即缩注了话头。
五月一日
我来到了巴黎，现在坐在一间敞亮的房间里。这个诊所离户森堡公园不远，花草的芳香不时飘进窗来。
我被邀请到蒂博教授的诊室。蒂博是位鬓发斑白的美男子，年岁与我相仿。我是他的第八个患者，因此他很乐意把要给我作的手术巨细无遗地讲给我听。
……护士把我放在活动床上，推入著名的十五号手术室。玻璃墙外站着一群学生，是来参观此次手术的。立体电视的聚光灯令人目眩。教授身穿燕尾服。他问我最后想听什么音乐。
我选译了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