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科特·戈德斯坦
波林写道：“动机问题旨在确定推动或诱发所有机体行为的动力的问题。”我无意（也不可能）概述这一领域所进行的大量研究，讨论为解决问题所做的不同尝试，或分析其代表的不同含义。我要做的就是引起大家对一些观察结果的关注，因为，在我看来，这些观察结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些“动力”的理解，并支持我们从机体角度对动机问题进行探讨。
在即将提及的所有案例中，我们都面临着大脑损伤导致的不可修复的功能缺陷的调整过程，而弄清这一过程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机体行为的动机的了解。损伤的部位不同，症状也就不同，因此，必须“对症下药”。否则，病患将面临病情日益恶化的风险。因此，如果正常机体的活动是由强大的“驱力”决定的，那么，患者将和正常机体一样受到强力的驱使。
此类病人在事故（可能是受伤、出血或任何其他对大脑产生或多或少的局限性损害的疾病）发生后第一时间里的状况最好描述为“全身紊乱状态”。病人不仅不能完成往日的工作，而且，其总体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变得心浮气躁、反复无常、惴惴不安、情绪亢奋。甚至大脑未损伤的部分也无法指导他完成任务。整个人处于一种我所称的“灾难性状态”。一段时间过后，他的行为再次发生变化。此时，他表现出更大的恒心，比以往安静了许多，似乎也不再经常焦虑了。机体似乎再次达到平衡。那么，原先失调的原因是什么？带来新秩序的力量又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看看正常机体的秩序和稳定是如何保证的。秩序的基础在于机体阈值的稳定。如果阈值在“正常”条件（在外部世界和机体内部）下无法保持大致平衡，那么，对物体或事件的刺激就不会引起相同的效果和同样的体验。机体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同样的情况做出反应。世界将会不断改变，我们自己也会随之改变，个体生存会一直处于危险之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的世界还是保持了相对稳定，我们自身也是一样。
另外，每一次刺激无疑都会在心理和生理上产生变化，从而带来刺激的兴奋性变化。结果，与前一次刺激相同的新的刺激会产生不同于前一次刺激的效果。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机制阻止这种变化的话，那么，在一段确定的时间之后，阈值就会恢复到它以前的正常高度。这个机制，我们称之为“均衡过程”，是一种基本的生理现象。它保持阈值不变，也是有序行为的先决条件，保证了机体的存在。这个正常的均衡过程，无论发生在机体的哪个部分，都依赖于整个机体的正常功能。这一点我在别的场合也讨论过。如果机体的某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分开或“隔离”，那么，这一部分的均衡过程就会发生改变。这里，刺激产生异常反应，有序行为或多或少受到干扰。这一点在病理学上就是如此。机体不再能满足其先前环境的要求，其结果必然是混乱的反应、灾难和焦虑。这是病人初期的症状。
如果患者受损的机能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那么，他如何才能回到正常状态？事实上，他在秩序状态中也有同样的缺陷，只是它们不会严重干扰他的行为。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如果将不同行为能力的检查结果与病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令人震惊的差异。这种比较显示，一方面，病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更好（当我们找到缺陷补偿的方式后会更为清楚）；另一方面，他根本没有充分利用保存的能力。他的行为似乎是固定的。这种僵硬的行为通常被归因于一种叫作“固执行为”的特殊异常。进一步调查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普遍的异常现象。病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这种古怪的行为，除非他面临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如果检查中避免病人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这种古怪的行为就会减少，甚至消失。为什么患者在面对无法完成的任务时会出现古怪的行为？因为无法完成任务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使得病人甚至无法使用他保存下来的能力。灾难性后果不仅会暂时终止患者的行为，还会对其随后的活动产生灾难性影响，且时间长短不一。因此，机体的“自我实现”乃至“存在”都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机体试图避免无法完成的任务的原因。遇到这种情况，机体会选择能够完成的任务，这样，可以防止灾难性情况的发生。
只要患者生活在过去的环境中，就会时常遇到无法完成的任务。因此，他时刻面临着毁灭之灾，从而引发紧张情绪。所以，病理机体自然而然会设法避开这种危险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于是，它似乎被一种消除紧张的“动力”所控制，通过能完成的任务暂时达到释放紧张的目的。
我所说的关于器质性病人的行为也适用于所谓的神经病患者。在神经官能症初期，障碍和焦虑为主要特征，表现为无法接受为个人设定的任务，无法实现自己个性的体验。这种焦虑可能源于婴儿期或者后期生活中的矛盾。在此，我无法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这样的讨论离题太远，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说无关紧要。我们感兴趣的是消除神经错乱和焦虑的动机。和正常的机体一样，神经质的机体也试图用同样的理由和同样的方法摆脱混乱。这可以通过建立保护机制来实现，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