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一个人无论是选了一门心理学课程还是拿起一本学习心理学方面的书，在我看来，都意义不大，也就是说，都与人性无关。它们大都将学习视为获得联想、技能和外在知识的能力，而非内在的性格、人品或人类本身。捡起硬币、钥匙、财物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像捡起强化和条件反射一样，它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可以牺牲的。一个人是否有条件反射并不重要。如果蜂鸣器一响，我就流口水；等声音消失了，口水就没了。对我来说，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并没有失去任何重要的东西。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关于学习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毫无意义，至少，对人类的中心、人类的灵魂、人类的本质来说是这样的。
这种新的人文主义哲学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学习观、教学观和教育观。简单地说，这种哲学认为，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标（人的目标，人文目标）最终是个体的“自我实现”，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成为一个全面的人。用非专业的话来说，就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他所能成为的最好的人。
这一目标意味着，学习心理学课程中的内容需要做重大转变。这不是一个联想学习的问题。一般来说，联想学习肯定是有用的。对于学习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或者，对于学习作为跨文化的手段和技术来说，尤其有用。我们必须学习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需要记忆外语词汇，他会完全靠死记硬背来学习。在这里，分配法则可以有所帮助。或者，如果一个人想学习驾驶中的各种自动习惯，如对红灯或诸如此类的事情自动做出反应，那么，条件反射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很重要，也很有用，在科技社会中尤其如此。但是，就自我完善而言，就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而言，就“成为真正的人”而言，伟大的学习经历是非常不同的。
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经历远比上课、听讲座、记忆十二脑神经的分支、人脑解剖或在医学院、生物课或其他类似的课程中学到的诸如此类的事情要重要得多。
对我来说，类似生孩子这样的经历更为重要。我是一名心理学家，然而，我们第一个孩子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我。这让我一直热衷的行为主义看起来非常愚蠢。我再也无法忍受了。这怎么可能呢？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到来（甚至在孩子出生前就知道他会与众不同），我简直无法从学习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为在这种心理学中，你可以教给任何人任何东西；或者，像约翰·沃森所说的，“给我两个孩子，我会把一个变成这样，把另一个变成那样”。他好像从来没有生过孩子似的。我们非常清楚，父母不可能把孩子变成任何东西，倒是孩子可以把自己变成某种东西。我们能做得最好的（通常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当孩子用力过猛时，起一种掣肘的作用。
另一个我非常重视的学习经历是我的个人精神分析，即发现自己的身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基本体验是结婚，这当然比我的博士学位更重要。如果一个人从发展我们想要的各种智慧、理解以及生活技能的角度来思考，那么，他就必须从我称之为内在教育（内在学习）的角度来思考。也就是说，首先，学会成为一个普通人；其次，学会成为一个特殊的人。我现在正忙于研究这种内在教育的各种附带现象。当然，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传统教育看起来非常病态。如果你问这样一个问题：“我的三角学课程如何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得到的回答可能是：“天哪！”从某种意义上说，三角学对我来说是浪费时间。我的早期音乐教育也不太成功，因为它教会了一个对音乐、对钢琴都非常执着的孩子不要去碰音乐。我的一名钢琴老师就这样告诉我，音乐是一种应该远离的东西。我成年后不得不独自重新学习音乐。
注意，我一直在谈论一个概念，即目的。这是对19世纪科学和当代专业哲学的革命性批判。专业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哲学。我已经不再把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客观主义当作人性理论来看待。因此，我拒绝了科学的整个模式及其所有著作，这些著作都是从历史偶然中衍生出来的，即科学始于对非个人、非人类事物的研究，而事实上这种研究是没有终点的。物理学、天文学、力学和化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除非它们远离价值。只有那样，才能对其进行纯粹的描述。目前，我们发现的最大的错误是，这个从研究物体和事物发展而来的模型已经被不可思议地用于研究人类。这是一种可怕的方法，毫无用途。
有关实证主义模型以及客观主义、联想主义、价值中立的科学模型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就像珊瑚礁一样堆积如山。其中的大部分研究当然不是错误的，只是它们微不足道。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为了不低估我自己的科学（我想，我们确实知道很多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始终认为，我们对人类重要事情的了解大都是通过非物理方法（人文方法）获得的。
最近，在林肯中心音乐节开幕式上谈到世界形势时，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说道：
“错的不是科学的伟大发现。知识总是比无知好，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或什么样的无知。错的是知识背后的信念，即知识可以改变世界。不会的。没有理解的知识就像没有问题的答案，毫无意义。理解的渠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