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等财物价值几千万钱，此外还有牛羊万头。如前面已经反复强调的，元狩五年正是为征伐匈奴掏空国库，汉朝财政极度紧张的一年。
结果张骞在乌孙再次“不得其要领”，又一次白白浪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但张骞还在不懈努力，派出副使到周边国家去找机会，他还引导乌孙使者到汉朝来，让他们见识汉朝的疆域广大和物产丰饶，希望改变他们对汉朝的看法。
然而元鼎三年（前114年），这一切还没有见效，张骞就去世了，他终究没有再次得到梦寐以求的侯爵。这之后，汉朝人对张骞的评价无疑发生了分裂：少部分人把张骞当作榜样，更多人恐怕认为他死有余辜流毒无穷。
在汉朝的冒险家看来，张骞在对匈奴的战场上表现平庸，却也毕竟是封过侯的，所谓“开外国道以尊贵”，看来前往西域比起和匈奴作战，性价比是高得多了。所以张骞死后，他的随从人员不论官阶高低，都纷纷向汉武帝上书，渲染外国有多少奇怪的人群、物种和产品，以及征服西方可以获得多么大的收益。后来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
汉武帝的反应非常有趣，或者说体现了对人性的洞察：遥远的西域，不是大汉的良民愿意去的，值得利用的就是这些冒险家和流氓无产者。所以常常并不仔细核查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谁要去，就赐予符节，给予汉朝使者的身份：牛吹得大，就是正使，吹牛胆子都小，那就只能给个副使当当。
西域一个个小国的大门，汉朝很大程度上是靠金钱打开的，所以使团都会携带大量财富。使者们（很多人还出身贫寒）当然会肆意侵吞，他们把国家的礼物当作商品销售，获利则塞入自己的腰包。以汉武帝的精明，当然也不至于发现不了这个问题，但他的处置手段是：从重判罚，但可以赎罪，赎罪的办法则是再次出使西域——既然你是熟悉西域的人才，这个特点就要充分利用。
于是通往西域的道路上，汉朝使者的队伍络绎不绝。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西域使团和商队在奔赴汉朝。
这时，汉武帝正频繁地到沿海地区视察，每次都让外国客人跟随其后，遇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就要经过，以便西域客人意识到，大汉的大城市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汉武帝不断赏赐客人财物，确保他们在汉朝生活优渥，以展示汉朝雄厚的经济实力。汉武帝还组织大规模的角抵活动，演出新奇节目，展出许多怪物，引来许多人围观，天子便进行赏赐，大汉的娱乐业在这些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总之，汉武帝要“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通过这种方式，让外国人在皇帝面前倾倒惊骇。
那么，身为汉朝的黎庶，会怎样看待这个景象？汉朝能够支付这笔巨额支出，是因为元鼎年间桑弘羊主持的财政已经卓有成效，在货币改革、盐铁专卖、算缗告缗等一系列运作之后，全社会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入国库，而汉朝的“中民”生活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如果这笔钱是用于抗击匈奴甚至开疆拓土，都还有理可说，现在这样挥霍，岂不是让二十几年来民众持续不断的牺牲变得像个笑话？
作为时局中人，司马迁没有对这种现象做什么评论。不过他在记述汉武帝款待西域客人的盛况时，竟然使用了“酒池肉林”一词。当然，酉域人更喜欢喝酒吃肉，这个说法完全可能是写实的，但这个词会引起什么样的联想，那大家都懂的。
而溯本追源，这一切浪费的源头，就是因为张骞。
还有一处《史记》和《汉书》的差异值得一提。张骞死后，他那个结好乌孙的方案倒是不断取得进展。到元封六年（前105年），乌孙王昆莫送来千匹良马，请求迎娶汉朝的公主，汉武帝答应了，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汉武帝的侄孙女）嫁到了乌孙。昆莫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后来刘细君又改嫁给他的孙子。
这件事《汉书•西域传》的记叙比司马迁详细得多。班固称，公主嫁到乌孙后，和衰老的丈夫言语不通，感到悲愁，创作了著名的《黄鹄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汉武帝听说后非常同情，隔几年就派使者给公主送去很多财物，但这又有什么用呢？等到细君公主要嫁给昆莫的孙子的时候，公主想拒绝，皇帝就立刻表现出严厉的一面：“按照乌孙国的风俗去做，我要与它共灭匈奴。”小女子的感受，当然不能坏了国家大事。
不论这支歌真是公主所作传回中原的，还是同情她的文人创作，总之，这样的歌词反映着汉地社会的一种情绪：公主远嫁，极容易激起汉家男儿的怒火，文人的伤情更会泛滥得不可收拾。
这件事自然也要归罪于张骞。《史记》并没有说和亲乌孙是张骞的倡议，事实上直到张骞去世的元鼎三年（前114年），提出这个倡议也不合情理，所以《史记》的简单记录应该是可信的。但《汉书》却加入了张骞对汉武帝说“汉遣公主为夫人”的台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