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开拓

小说:司马迁的记忆之野 作者:刘勃

戴盆何以望天

身为一名郎官,司马迁的日常工作,自然是以皇帝为中心。和其他郎官一样,他的前程和命运,也取决于皇帝对他的评价。

司马迁最迟是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入仕为郎,到元封三年(前108年)接替去世的父亲成为太史令,在郎官的岗位上工作了十年以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期间汉武帝从来没有对他委以重任。

但这倒未见得是皇帝看不上司马迁,实际上史书中有不少蛛丝马迹,都表明汉武帝对司马迁不无欣赏,甚至有些亲近之感。

就在元狩五年,三十九岁的汉武帝生了一场很重的病,使用了各种疗法和巫术,都没有效果。最后,只好乞灵于“神君”。

神君是一个长陵女子,难产而死,后来就成了神,响应民间祈求极其灵验,影响越来越大。汉武帝的外婆平原君23就深信是因为自己信奉神君,才给女儿、外孙带来了这样的好运。而汉武帝受外婆的影响很深。

汉武帝派人向神君询问自己的病因,神君答复说:“天子不用担心自己的病情,等病稍微好一点,可以勉强一下自己,和我相会于甘泉宫。”

关于这个神君,《汉武帝故事》24里还有一些信息:霍去病年轻的时候就崇拜神君,于是有一天神君主动来找霍去病,自荐枕席。洁身自好的霍去病拒绝了,后来霍去病病危,医药罔效,汉武帝亲自去找神君求情。神君答复说,霍将军先天不足,我之所以找他,是想用“太一精”为他补补身体,当时他既然拒绝了我,现在就无法可想了。

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但至少说明方士们乐于把神君描述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神君对汉武帝说“强与我会甘泉”,似乎也就有了一些暧昧的意味。

即使完全不理会《汉武帝故事》的记录,汉武帝与神君相会,也是极其秘密的事,外界根本不可能知道。但司马迁在《封禅书》里,却对汉武帝如何在甘泉宫里一个叫寿宫的便殿里召唤神君,神君出现时如何风吹飒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有详细的描写。他为什么能知道得这么清楚?司马迁的解释是,自己“入寿宫侍祠神语”。

也就是说,汉武帝在身体状况极其不佳、举行最隐秘的巫术仪式的时候,把司马迁带在身边。不是对很有亲近感的人,不会如此。

之后汉武帝巡行郡国,司马迁大多数时候在随行队伍之中。有可能,皇帝知道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史书写作计划,也相信这将是一部讴歌这个伟大时代的著作,所以有意安排司马迁进入历史现场。

当然,汉武帝欣赏司马迁的最重要证据,其实正是李陵事件发生之后。司马迁竟然敢在那么重要的场合侃侃而谈,也许正是皇帝一贯的纵容,给了他某种错觉。而汉武帝在对司马迁处以宫刑之后,竟仍然把他留在身边,任命他做“中书令”,也就是以宦官的身份做皇帝的秘书。

这个职务在后来的班固看来,是“尊宠任职”。即使汉武帝时代中书令还不具备那么尊宠的意味,皇帝不会任命一个只是让自己感到厌恶的人做秘书,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至于很少给司马迁委派重要的具体工作,则该算是皇帝知人善任。司马迁的性格,恐怕未必是一个能处理繁难行政事务的人。真把他丢到凶险的前线,那对司马迁本人来说极可能是灭顶之灾,对中国史学史来说,也无疑是无可估量的损失。

对皇帝的这种亲密待遇,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一个自嘲性的说法:

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我家祖传的技能,是整理文献、熟悉历史、观察星象、编定历法,和那些占卜算命的混在一起,本来就是主上所戏弄,像娼妓、演员一样被养起来,也被一般民众所瞧不起的。

言下之意,自己只是皇帝的一个玩具。

这是晚年痛彻之后的醒悟。年轻的司马迁,显然并不是这么想的,《报任安书》里还有另一番话,也许更能反映郎官司马迁的心态:

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戴盆何以望天”是当时谚语,比喻事难两全。具体说,皇帝是“天”,其他的人只是“盆”。所以这句话经常用于表达,为了效忠皇帝,可以置亲朋好友于不顾。

那么,作为郎官的这十年,司马迁在汉武帝身边,见到的是怎样的天呢?

进击的赌徒

汉武帝时代的“外攘夷狄”,最重大的事件当然是征伐匈奴,但绝不仅是如此而已。那是一个全方位开疆拓土的时代,《史记》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一系列篇章,拼合起来构成了一幅气魄宏伟的画卷。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时代的开拓,绝不仅仅是出于专制帝王的个人野心,而是“中国之国力为之”,是整个社会骚动不安的情绪和无处宣泄的精力汇聚而成的结果。无数来自遥远的四面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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