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重要的门槛：通常说来，身为汉朝的黔首，奋斗一生，最高可以获得八级爵位，而五大夫是九级爵。就是说，司马喜仍然处于一个一般人可望不可即的高位，但却是高位中的最底层了。而且司马迁没有记录他的职务，可见无足称述。换句话说，这个家族，已经面临着进一步败落的风险。
但是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担任了汉武帝的太史令，于是，司马家的一段古老记忆被激活：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家族就是从事这份工作的。
父亲司马谈
太史令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太史令和太史公这两个称呼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两千年来学者们聚讼不已的问题。这里取一个折中的说法：
作为一种职业，“史”和古老的巫术有关，太史尤其精通天地阴阳鬼神的各种消息，当然，“史”也掌握着大量关于过去的记忆，但主要目的并不是撰写史书，而是利用这些知识，来给统治者提供参考。
在西周时代，关于鬼神和过去的知识被认为非常重要，所以“史”也就有崇高地位，太史寮是重要的实权部门。但春秋以来，政治家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鬼神对人事的影响力度，还是过去对现在的参考价值，其实都相当可疑，所以，“史”也就越来越被边缘化。在秦代的官僚系统中，太史令已经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秦汉时代，中央最重要的十来个职能部门，被统称为“九卿”——因为九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数字。九卿中排第一位的部门叫作太常。太史令就隶属于太常，秩六百石，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县令，但工作则和世俗的行政事务无关，仍遵循着西周的古老传统，主要是观察星象和推算历法。
但到了汉武帝时代，皇帝推崇儒术，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情弥漫在大汉官场的空气中，太史令这个曾经地位尊崇的职位被很多人注意到了，有人甚至宣扬在一些礼仪性的场合，它的位次更应在丞相之上。于是，尊称太史令为太史公成了流行，而一种美称一旦使用时间长了，大家习以为常，反而会忘掉（或至少淡化）它的赞美色彩，变成了一般性的称谓——类似我们今天听到“帅哥”“美女”之类的称呼，都知道它很多时候和颜值无关。所以后来司马迁有时会自称“太史公”，也就毫不奇怪了。
但司马家族的祖先是不是真的担任过太史，颇有些学者表示过怀疑。《太史公自序》说，早在颛顼时代，司马家就从事这个职业，后来更“司马氏世典周史”，一直到动荡不已的周宣王时代，才失去了这份工作。
这个说法实在虚无缥缈了些。而且即使是真的，司马家也早就忘掉了作为太史需要掌握什么技能。司马谈的天文知识是跟唐都学的，关于《易经》的学问则来自杨何的传授，总之，都不是家学渊源。
也许，有这样一段古老的家族史，有利于提升司马谈在行业内的权威地位，所以他激活或发明了这种记忆。而无论如何，后来司马迁处境最艰难的时候，相信存在这段往事，为他把写历史的事业坚持下去提供了很大的精神支持。
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学问广博，思路清晰，更重要的是善于直击问题的核心。《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收录了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论六家要旨》。司马谈把先秦诸子纷繁复杂的学说，归结梳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流派，并对每个流派都做了切中肯綮的评点。司马谈之前，道家、法家这些概念，几乎并不存在，那时人们读到的是一个个的“子”，司马谈之后，人们才习惯于把诸子分类于某个“家”。可以说，这篇文章奠定了后世诸子研究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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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还有更大的学术雄心，他觉得孔子之后，缺乏一部伟大的著作，能统摄一切事实，并把伟大的治国之道寄寓其中。正如他临终前所说的，之前列国争雄的乱世，没有这样的著作也就罢了，而生于大汉天子的治下，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如此之多，仍然没有诞生一部足以继承《春秋》的作品，那就怎么都说不过去了。
司马谈可能很早就意识到穷自己一生，也无法完成这项工程浩大的事业，所以费尽心血培养儿子司马迁，为他创造了极好的学习条件和工作机遇。这里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司马谈的政治情商极高。司马迁也许比父亲更有才华，但这一点，父亲令他望尘莫及。
刚刚提到的《论六家要旨》，应该是司马谈的早期作品，这篇文章里最推崇的是道德家也就是黄老之学，认为它兼有各家之长而没有各家之短。西汉初年直到汉武帝即位初期（窦太后去世之前），这都是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汉武帝乾纲独断之后，这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观点。司马谈迅速跟上了形势，他教育儿子的时候，就总是强调孔子和《春秋》大义，不再谈什么黄老清静之道。如果认为是司马迁选择性记录的父亲的嘱托，那么至少有一点无可置疑：司马谈颇得汉武帝赏识，汉武帝最为重视的封禅大典，他是重要的策划人之一。而封禅一事，无疑属于司马谈嘲讽过的“博而寡要，劳而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