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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离开检查室后，我转向屏幕，试图辨清由肿瘤、网状神经还有小号高亮字体写明的我的病理及我的未来或是结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肿瘤的图像，它是那屏幕上的一团阴影，一个带有崎岖条状突起的圆。我坐在病床上，用苹果手机拍下了那个肿瘤。那是属于我的肿瘤。
得知自己生病时，我正处于临床医学和个人感知的交会点。我穿着每年夏天都会穿的绿色背心、短裤和凉鞋——接着是意外的发生；接着是那穿着灰色套装的严肃女人，她以坚决的语气做出灾难判决，那些严肃而令人信服的专业术语逐渐布满我所处的室内恒温系统；接着是我的惊慌失措，诊断的逐步细化，我与朋友间惊愕的聊天记录。一位调查员装扮成社会制度的总和，进入我的生活，声称他们将对某人（也就是我）现在还未曾察觉但早晚会出现的感知展开调查。
将一系列事物或行为从某个系统中抽取出来，重新归类，再放入另一系统，这一过程类似占卜。对占卜师来说，北飞的鸟预示着明天的幸福，而在茶渣里能读出两个爱人和将毁灭他们的第三者的故事。这样一来，鸟的高飞就脱离了“迁徙”这个定义；而当茶成为有关恋情终结的传说，我们也不再想去喝它。
将一个或一系列事物从某个系统中抽取出来，重新归类，再放入另一系统，这一过程也类似诊断：提取我们身体的信息，重新排列那些来自体内的物质，强行将之纳入一个疏远而陌生的系统中。我的肿块本存在于我自身的系统中，而当放射科医生将它的BI-RADS分级定义为5级后，它便在癌症系统中安家，自此成为一个肿瘤。像是从飞行中解脱的鸟和挣脱了束缚的茶，收到诊断的人从此脱离了她曾认识的那个自己。
在感觉完全健康时被确定无疑地宣告患病，如同还没能在柔和的不确定性中温存哪怕一小时，没能以先发制人的忧虑平复自己，就坠落在语言的冷酷上。那冷酷说：“现在你得到的并非某个问题的答案，而是一个将生活一劈为二的名字。”病症不曾费神向感官报到，却在荧幕中闪光；光线是被加密、解密、传送、分析、评级、研究、贩卖的声响与信息。在服务器中，我们的健康状况显示出恶化或是改善。过去，我们在自己的身体中患病；而如今，我们病倒在射线的集合中。
欢迎来到以字母为名的众多探测器内：MRI，CT，PET。戴上耳罩，穿上又脱下病号服，举起又放下手臂，吸气，呼气，血液被抽出，染色剂被注入，检测棒被拿起又放下，挪动或是被挪动——放射科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一个由光影组成的病人。那里有安静的技师，吵闹的撞击声，温热的毯子和成像时的哔哔声。
医院里的影像并非静态影像(image)，而是成像过程(imaging)。我们在涌起又平息的声波中，在闪烁的光影和底片里，在鲜艳的注射用染色剂中成为病人；我们依仗“拥有身体”之普遍法则所赋予的权力，被冠以成像族(imagelings)的名号。“憋好尿再来。”技师在电话里对成像族说，同时谋划着去打探我们有趣的体内世界。超声波能在人的子宫中找到新生命，也能找到正在孕育的死亡。
我们生病，然后我们的病症跌落到科学那冷酷的掌心上，跌落到从容自信的显微镜玻片上，跌入卑劣的谎言、同情和公共关系里，跌入浏览器的新页面和书架上的新书里。而这具身体（我的身体），它对不确定与不可知之事缺乏天赋；它在癌症的陌生术语中摔碎，坠落到语言的裂痕中。
有些人在身体感到不适时并不采取行动；有些人将他们的症状提交给搜索引擎，但仅此而已；而另外有些人有条件告诉专业人士自己哪里感到疼痛，以便专家争相提供诊断叫牌。这第三种人会沿着一系列症状追逐一个承诺。他们要求做检查，质疑问题的答案，千里迢迢去拜访那些有可能看出他们到底哪里病了的专科医生。
如果症状流传得够久，一系列不适可能会得到被冠名的恩典：某种疾病、综合征、过敏症，一个个可用来搜索的关键词。有时单是这样就称得上是治愈了——似乎受理申诉本身就是一种补偿。有的时候，给人提供一个用来称谓他们所受痛苦的名字是对付那痛苦的唯一疗法。
在这个有太多人在遭受太多痛苦的世界，有一种普遍的患病状态，这种状态形态模糊，常被忽视，但它至少向人们提供了进入一个不明确共同体的入会许可。有待诊断的不适形成一片感知布景，装满未经疾病范畴驯服的古怪疼痛和突发感受。无名的不适要么被搁置，要么被贬为普遍现象，要么被打发至与精神科为邻。
受神秘不适折磨的身体将自己暴露给医学，期望获得用来描述自己所受痛苦的词汇。若那痛苦未能得到足够描述它的字眼，忍受痛苦的众人便要一起发明它。于是待诊断的病人发展出有关未经驯服的疾病的一类文学、一派诗歌，以及有关他们对答案的找寻的一种叙述。他们费尽心思调整饮食、鉴定养生方案以应对医学的失败。在精简进食、矫正性防治以及一次次专业人士检查汇合成的混乱场面中，健康与不适都走失在医学的边界，它们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