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闹哄哄地离开了。弗拉纳根和另外两三个人前往歌舞杂耍剧场，而菲利普则同克拉顿和劳森一起慢悠悠地朝丁香园走去。
“你应该到蒙帕纳斯游乐场去看看，”劳森对他说，“那是巴黎一个最美的地方。总有一天，我要去把它画下来。”
菲利普在海沃德的影响下，也用鄙夷的目光看待歌舞杂耍剧场，但他到达巴黎的时候，正赶上歌舞杂耍表演的兴盛期，它那潜在的艺术价值刚被人们发现。灯光照明的独特别致、大片的暗红色与失去光泽的金黄色、又浓又厚的阴影，以及各种装饰线条，都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主题。拉丁区大约有一半的画室里都陈列着在本地各家不同的剧场所作的写生画。文人墨客紧步画家的后尘，也突然共同探索起杂耍剧目的艺术价值来。于是，那些红鼻子的喜剧演员由于他们塑造角色的能力而被捧上了天；那些肥胖的女歌手，曾经默默无闻、声嘶力竭地唱了二十年，如今人们却发现她们的演唱具有无与伦比的谐趣；有些人在耍狗戏中获得美的感受，另一些人则费尽他们所掌握的词汇，来颂扬魔术师和自行车特技演员的精湛技艺。杂耍演出的观众也受到另一种影响，成为大家同情关注的对象。菲利普跟海沃德的观点一样，一向看不起乱哄哄的民众。他也像离群索居的人那样，厌恶地观看着平民百姓的滑稽表演；但克拉顿和劳森却热情洋溢地谈论着百姓大众。他们描述了拥挤在巴黎各类集市上的密密麻麻的人群，那真是人山人海，在电石汽灯的强光下，人们的脸若隐若现；嘟嘟的喇叭声、呜呜的汽笛声、嗡嗡的说话声都混杂在一起。他们所说的这些情况，菲利普听着觉得新鲜而离奇。他们向他谈起了克朗肖。
“你有没有看过他的作品？”
“没有看过。”菲利普说。
“他的作品发表在《黄皮书》[1]上。”
[1] 《黄皮书》，英国在1894年和1897年间出版的文学插图季刊，该刊物的编辑与当时兴起的美学运动有关。
他们用画家对待作家经常会有的那种眼光来看待克朗肖，对他既有几分轻蔑（因为他在绘画方面是个门外汉），又有几分宽容（因为他搞的也是一门艺术），另外还有几分敬畏（因为他运用的艺术表现方式，使得他们局促不安）。
“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一开始，你会对他感到有点失望，他只有等到喝醉了，才会显露出非凡的才能。”
“讨厌的是，”克拉顿补充道，“他要喝上好长一段时间才有醉意。”
他们到了咖啡馆门口，劳森告诉菲利普说，他们还得往里走。秋风中几乎还感觉不到什么刺骨的寒意，但克朗肖有一种畏惧穿堂风的病态心理，即便遇到最暖和的天气，也非要坐在店堂里面不可。
“凡是值得结交的人，他都认识。”劳森解释说，“他曾同佩特和奥斯卡·王尔德[2]有过交往，如今他还跟马拉梅[3]这类人物保持往来。”
[2]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为19世纪末唯美主义的主要代表。
[3] 马拉梅（1842—1898），法国诗人，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人物。
他们要找的那个人正坐在咖啡馆里最不容易被风吹到的角落里。他穿着外套，衣领朝上翻起，帽檐压得低低的，一直盖到脑门上，免得被冷风吹到。他身材高大、健壮，但并不肥胖；圆圆的脸庞，两只呆滞无神的小眼睛，嘴上留着一小撮胡子。他的头似乎显得小了一点，与他的身材很不相称，看上去就像一颗豌豆摇摇欲坠地放在鸡蛋上。他正在跟一个法国人玩多米诺骨牌，只是默默地微笑着向新来的人打招呼；他没有说话，只把餐桌上的一小摞茶碟往旁一推，好像给他们腾出点地方似的。桌上有多少个茶碟，就说明他已经喝了多少杯酒。当别人把菲利普介绍给他的时候，他点了点头，继续玩他的骨牌。菲利普自己的法语并不高明，但他仍能听得出克朗肖的法语讲得很糟，尽管他在巴黎已经待了好些年。
终于，克朗肖脸上挂着胜利的笑容，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
“你输给我了。”[4]他带着极为难听的口音说，“跑堂的！”[5]
[4] 原文是法语。
[5] 原文是法语。
他大声招呼侍者，然后转过头来对菲利普说：
“刚从英国出来？看过板球赛没有？”
菲利普被这个出其不意的问题弄得有点不知所措。
“克朗肖对近二十年来每个一流板球队队员的球艺水平都了如指掌。”劳森笑嘻嘻地说。
那个玩牌的法国人离开了他们，到另一张桌子找他的朋友去了。克朗肖开始谈起肯特队和兰开夏队双方的球艺长处。他说起话来慢悠悠的，这倒是他的一个独特之处。他对他们讲了上次看到的板球决赛，并描述了各个击球手一一被杀出局的经过。
“这是我来巴黎后唯一惦念的事儿。”他喝完了侍者端来的那杯啤酒[6]，这么说道，“这儿你看不到一场板球赛。”
[6] 原文是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