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食品大革命把牯牛一样的汉子都拖垮了，洪鹢在这方面就更糟糕。放开肚皮吃的时候，铳子饭他咽不下。后来，双甑饭，稀汤粥，他吃起来更是没胃口。幸好上面有人打招呼，三钻子又善摸鱼虾、钓野鸭，生产队干部开隻眼，闭隻眼，没有人去管他。三钻子烧烤一些鱼鸭之类的食物给他吃，他身体还算勉强撑得住。可自去年冬天反右倾以来，以前关照过他的干部，撤的撤，调的调；生产队的干部热脸变冰霜，右派分子这个词儿天天嘴上挂，也不许三钻子再去捞鱼虾。从此他身体一天瘦似一天，瘦到现在，简直像只空灯笼。别说下地劳动，就是想抬腿挪动一下，也头晕眼花，张开嘴出气，腿脚老不听使唤。因此，床笫就成了他最忠诚最亲密的须臾也不能离的老伙伴。
说实话，他能拖挨到今天，三钻子确实想了许多办法，让他吃得好一点。三钻子是贫农，土改根子，又是孤身一人，没有拖累。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天不怕地不怕，不怕蚂蚁咬**。别人的儿子要与是阶级敌人的父母划清界线，可他偏偏要把洪鹢这个折来转去才沾上点亲的、谁也不知有多少代的远房叔叔当父亲供着，十邻八亲，没有一个不骂他糊涂。可他又是名副其实的钻子，谁家的老子扒灰，谁家的堂客养汉；生产队长诱姦女学生，会计监守自盗偷钱粮：别人的这些鲜为人知的隐私，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证据确凿。因此，别看他小得像颗泥丸子，可彪形大汉都怕他三分，队长会计当然也不敢得罪他。这样，他就成了队里唯一的权威社员、特殊公民。别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别人不能拿的他能拿，因为队长会计对他只能睁隻眼，闭隻眼。他也确实能别出心裁，想出些别人意想不到的开闢食物来源的新渠道。那时，家家没有锅灶，即使偷点粮食，也无法煮熟吃，可三钻子有办法。收豆的时候，他抱一抱带豆的豆箕回草屋，点火烧掉后扬去灰，豆粒颗颗炸开皮，香脆可口如炒花生。打谷的时候，他说牛昼夜耖田太辛苦，要餵点粮食牛才有力。便从生产队捎回一撮箕谷，大部分餵牛，小部分人吃。吃的方法也别致，他用一张荷叶包着谷子，荷叶周围裹上一层厚厚的滴水的泥巴，放在火里一烧，泥巴干枯开了坼，剥掉干泥巴，取出里面黄澄澄的谷壳开裂了的谷子，用手一搓，将脱落的谷壳吹掉，就是香喷喷的炒米了。此外，他把捉来的青蛙、鱼虾，弹弓打下的鸟雀，甚至打死的老鼠，都用这种办法弄熟，吃起来十分可口。这些食物弄熟了，三钻子总是让他二叔先吃，可三钻子也饿得皮包骨，洪鹢又怎么能吃得下？他每次都只尝一点，说他胃口不好吃不下。长年累月这么饿下去，才落得今天全身水肿起不了床。
身体愈差了，精神更是每况愈下。自从长芳带着儿子离开他以后，洪鹢的魂魄也像被他们钩走了。从他们母子离开的那一刻起，他便卧床不起，水米不沾。经三钻子好劝歹说，总算起了床，只是形神已大不济了。脸颊的肉似乎被锋利的刀全削光了，只剩下一张黑惨惨的皮贴在骨头上。没骨的双颊没什么支衬，深深陷进去，现出两个鸡蛋大的窝。原来的深陷的似的眼窝，更加幽深，仿佛是个无底洞。他经常丢三落四，起床往往忘穿鞋，睡觉又忘了脱衣裳。一次，他老是在草屋前的堤坡上弯着腰踯躅，似寻针蒂。放学后路过的学生喊他爷爷，问他在寻什么，他们愿意帮他寻找。可他撬口不开，似乎没有听见，一个人仍在踯躅搜寻。孩子们都说洪爷爷疯了。后来三钻子从食堂里给他带饭回来，问他在找什么，他才瓮声瓮气地回答，丢了门钥匙。三钻子也帮他仔细搜索，几乎把来往的堤坡路上的草披开，数了好几遍，仍不见踪影。最后，三钻子发现他一个指头上套着根线，才知道那开门的钥匙，原来攒在他的手心里。
自去年入冬反右倾以后，由上至下，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迅猛开展。许多不如意的事就郁积在他的心头，像饿极的狮虎的利爪，撕扯着他的心。如今，他行动艰难，可脑子的活动激烈。睡在床上，上下古今、天南海北的事情，都汇聚到他的脑海里，掀起了排空巨浪。特别是对故人负罪感，更像强酸一样，腐蚀着他的心。反右倾以后，丰满楼书记放黜海南，陈大山县长被停职到党校学习，他们遭此厄运，他这个反面教员当然难辞其咎。他也遭到多次大会批，皮肉受了点苦倒不算什么，而精神遭到沉重打击，倒像流血的伤口撒上盐，剧痛难熬，使他彻夜难眠。他天天僵卧着望着草屋顶，朝思暮想，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人活着，应该对国家对人民有益，如果活着使自己成为占有别人一切的寄生虫，那么，他与张牙舞爪吃人的猛兽何异？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他检点自己一生，他虽然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幼小时是曾喝过劳动人民的血。可自他懂事时起，他就同情劳动人民；年龄更大一点，他与中国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一道，最早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教育，在党的领导下，他义无返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放弃了去外国讲学的优厚待遇，决心把自己的命运与劳动人民拴在一起。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寒风中，他接受过北洋军阀的高压水龙头的洗礼；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他曾与东海的工人阶级，冒着呼啸的子弹，浴血战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曾加入了中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