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于党组织突然遭到破坏，组织负责人的英勇牺牲，他像断线的风筝，与党失去了联繫。他再次申请入党时，崎岖同志认为，就他的社会地位与影响，留在党外，能起到一个党员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党的利益，要他作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当时他的好友长风这么说，回到昆阳时，丰满楼书记也这么说。因此他便一直作他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也深深地感到，党确实真诚地把他当作忠诚的儿子、无畏的战士。革命斗争中重大事情都向他通报，党内绝密的文件也让他阅读，许多革命的重担都由他独立承担。他自问确实没有辜负党，在长期的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救护过许多同志；他仗义疏财，救民于水火之中，团结了广大人民。解放后，他又不计名利，竭忠尽智，甘当革命的老黄牛。组织上本来先后安排他出任行署副专员、政协主席，他完全可以脱产，舒舒服服地去作官。可是，他觉得自己黔驴之技仍在教书。于是，他一面服从组织安排，担任市政协主席，一面又坚持在昆师任教，继续为革命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他对党和人民的的贡献，虽然比起同代的那些出生入死、扭转干坤的革命者来，其绵薄之力，「赤城」之度，远不及他们，他怎敢与「势拔五岳」的「天姥」山比高低？不过，他扪心自问，他的心冰清玉洁，无私心邪念，可鑑鬼神，可昭日月。他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无愧于子孙后代，他将死而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