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衡山游历八天。到底是翰林才子，张居正文思泉涌，留下名篇《游衡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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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登上封观海，日初出，金光烁烁，若丹鼎之方开。少焉，红轮涌于海底，火珠跃于洪炉。旋磨旋莹，苍茫云海之间……噫吁嘻！奇哉伟与！山僧谓此日澄霁，实数月以来所无。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见，去。而余辈以杪秋山清气肃，乃得快睹，盖亦有天幸云……盖衡山之胜，高称祝融，厅言方广……夜雨。晓起，云霭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径道亦绝，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谓不復似世中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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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此生最惬意怡情的一次旅行。数年后，他还和理学名流孙应鰲津津有味地谈起当年的衡山之游，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旅途日记。
归途中，一行人溯江西行，途经三国时期的赤壁古战场，张居正禁不住又发感慨：“慷慨悲歌，俯仰古今，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血刃；东望厦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思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再次涌上心头。
青年张居正报国无门，此时只能寄情山水，渴望在大自然中求取心理平衡，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他游赤壁而生用世之念，望洞庭而萌旷世之慨，登衡山而怀出世之思。种种思想交织融合，构筑了他一生的思想和事业。
当然，逃避现实绝非他的风格。
张居正之所以是张居正，就是因为他从来不会是消极避世、厌闻世事的隐士，他所做的只是默默等待机会。
居江湖而忧庙堂
“同是天涯沦落人”，怀才不遇的张居正想起了魏晋时代与他一样怀才不遇的竹林七贤。他们从不在意世人的嘲笑讥讽，谈笑自若，坚决不与臭名昭着的司马氏集团合作，并以放荡不羁的个性，挣脱礼教和功名的约束。
张居正仰慕竹林七贤的淡泊洒脱，理解他们孤独的灵魂，作《七贤吟》歌颂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和阮咸七贤。
为摆脱世俗纷扰，保持内心平静，张居正一度研习禅学。他闭目盘膝而坐于清凉树下，修身悟道，常与着名僧侣学者邓豁渠交流心得。公安派文学家袁中道把禅宗思想说成是张居正执政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不懈的思想根源：“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张居正希望通过虔诚的修炼解除人世间的烦恼，缔造一个美好的极乐世界。理想很美好，现实终归很残酷。
此时的大明帝国，内忧外患如沉疴一般日復一日，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西北草原蒙古犯边，陆边和海防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江陵位处腹地，暂时没有北虏南倭侵扰之患，但在这些年来水旱频繁，民穷财尽。
作为休假的朝廷命官，张居正本可文诗会友聚高朋，向他的父老乡亲们炫耀一下京城见闻；可谁也没有想到，血气方刚的翰林院编修当起了泥瓦匠，亲手筑起几间房，名之曰“学农园”。
他深切体会到，农业乃民生之本，治国必须“力本节用”。读书之余，他常常游走于在阡陌间，种竹植树，与老农切磋农艺，同悲共欢。丰年的收穫固然令人欣喜，但更多的是农民身被风露、头炙熇日、终岁劳碌，也仅仅免于饥饿。而官吏的催征过急，常陷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被逼得抛妻别子、逃亡他乡。
此情此景，实非沉溺于歌舞台榭、声色犬马的高官士绅所能想像，却令张居正恻然以悲，惕然以苦。
当时的湖北有楚王、荆王、襄王等五大藩王以及数不清的郡王宗室，这些人靠国家财政收入来“支给禄米”。政府对基层的掌握逐渐失控，宗藩过多，田赋不均，荆州一带榷税负担日益加重。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深深烙印在这位年轻人心中。
社会大学堂给了他非常大的影响与启示，在研究透榷税和农商的复杂关係之后，他逐步形成了重商益农、农商互惠的新思想，促使他日后大刀阔斧改革赋役制度，强力推行“一条鞭法”。
身在山林，心在庙堂。
五百年前，仕途坎坷的范文正在岳阳楼挥毫写下了那篇不朽的《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五百年后，同样处境的张居正，也遇上了同样的矛盾。堂堂热血男儿，难道还要继续沉溺于烟霞湖水吗？
张居正呼唤仁人志士与他一同振兴大明，后来他对知己耿定向道出肺腑之言：“现在的京城，只要向外走出十里路，就会遇到百十人组成的盗匪团；朝廷上下贪赃枉法盛行，老百姓对此早已深恶痛绝，必须仰仗一位‘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破旧立新，否则根本无法改变国家现状。”
世间正好有这样一位“磊落奇伟之士”，但此时的大明朝廷未必察觉得到，即使知道也未必起用。
重返淤泥政坛
六年的山居岁月，在张居正五十八年的生命旅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万不可小看这六年，其间张居正有过低沉、彷徨和忧虑，更不乏忧国忧民的困惑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