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命人製造一座御屏，置于小皇帝讲读进学之所——文华殿。御屏中间三扇绘製天下疆域，左边六扇列文官职名，右边六扇列武官职名，两京及内外尚书以下，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员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也都一字不差地列在屏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
每隔十天，吏、兵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誊写，及时更换。
假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皇帝只要大眼一扫职官书屏，立刻获知此人全部有效信息：原来是什么官衔，有哪些工作经验，今日能否胜任此职；如果某地方有事，通过这个“资料库”，也能搜得何人在此地任职，能力如何，今能否处理该事。
这套方法影响深远，连朝鲜也效仿此招整顿吏治。《朝鲜李朝实录》明文记载：“英祖二十一年，元景夏奏：‘昔皇明张居正进职方屏风于神宗，左三扇书文官姓名、履历，中三扇尽郡国山川，右六扇书武官履历。今亦依此抄书官案，以备省览好矣。’”
二十多年以后，张相爷早已去世，万历彼时已近中年，当他御居启祥宫时，又另置一个二尺多高的小围屏，围屏左右所列同当年一样，安设在启祥宫前殿，不知这位叛逆的皇帝每日看到这屏风的时候，还会不会想起当年那个用心良苦的老师。
最贵的是人才
通过大力推广考成法，张居正初步解决了对已有官员的管理难题，但是要想进一步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单靠严格的官员管理制度是不够的。
一方面，并非所有官员都完全赞同自己的改革思想，另一方面，隆庆、万历年间的阁潮，使得现有官员体系中派系林立，大家各怀鬼胎，很难形成同一方向的合力。
张居正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官员中选择合适的人选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改革大业补充新鲜血液。
万历即位的当年，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杨博因病致仕，号称“天官”的吏部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杨博文武双全，是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元老重臣。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治世能臣极为推崇此老。
杨博半生从事军务，为官的最后几年他又做起人事工作，离职后留下太宰的官职空缺，当时有三位候选人继任吏部尚书的呼声最高，从前往后分别是：左都御史葛守礼、工部尚书朱衡和南京工部尚书张瀚。
葛守礼深得清流派支持，资望最高；朱衡在河工方面，成绩最着。面对这样的实力派选手，张居正也觉得一时难于抉择。
一日，张相爷突然请教朱衡：“鄙人受先帝顾命、辅佐幼主，责任重大，您老有何指点？”
朱大人一怔，他仔细想来回答：“老夫以为，当今皇上年幼，现在应重在调教圣上要爱惜、养育黎民百姓。振作纲纪非当务之急，可以等以后再议。”
张相爷颇不以为然，感慨一番：“不敢苟同！先皇将大政託付于我，我怎么能因循守旧，姑息养奸，辜负先皇顾命？如今国家法纪不张，官吏无规无矩，百姓不信朝廷，贪图安逸、虚座岁月之风盛行。而修明法制，才能庇护黎民，怎么会违背与民休息的理念呢？”
朱衡不为所动，依旧固执己见，张居正想不到朱大人居然如此倔强，拂袖而去。在首辅的心中，朱衡已然被淘汰出局。
一个合格的吏部尚书，人品正直固然重要，然而在当时，眼看着首辅在策划着名前所未有的巨大改革，作为人事部门的主管更重要的是尊重内阁意见，以方便张居正在人事上的布局，葛守礼向来被人评价为憨直，如果此人当上了吏部尚书，将来若有意见不合，必然对自己形成阻力，权衡之下，排在老末的张翰反而最得张相爷青睐。
文华殿上，小皇帝询问起三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
张居正先依次介绍他们的履历，然后品评：“葛守礼固然是正人君子，可惜他不善变通；朱衡则过于执拗。”
万历又问：“那张瀚怎么样？”
张居正大唱讚歌：“张瀚品格很高，文学、政事也都精通，可以胜任。而且把不被舆论看好的他提拔上来，他必定感激不已，对陛下感恩图报。”
小万历遂点用张瀚。
其实，第三名原本不过是陪推，也就是前两名的陪衬，照例是弃之不用的。
张相爷却固执地认定张瀚清贞简靖，违背众议而独用之，一时引起舆论不满。他们为朱、葛二公鸣不平，攻击首辅任人唯私，张居正对此却置之不理。
他对六部尚书视同僚属，自有一套办法驾驭六卿。每有重大空缺需要选人，他必不直言相告，而让铨叙官员自己琢磨。
若两人意见不一，张居正姑且表面应承着。当两人意见水火不容，且异见者“执迷不悟”坚持己见，张居正就会动用门客敲打，直到其醒悟。
然而这样的举措使得反对者在暗暗积蓄着力量，直到在张居正死后如火山般爆发了，后人议论从来不乏“专断独裁，喜附己者”之类的批评，而其政治生涯中许多知人善用之举被后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张居正作为一代大政治家，素留心人才，其对官员升降的看法往往高于铨叙官员，所论一语中的，想反驳申诉也很难。早在隆庆初年，他刚入阁之际，凡有大规模任免官员，多半要等末相张居正出来决断。正所谓“能长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