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小皇帝完全支持考成法的推行：“爱卿的设计非常好，事不考成，怎知绩效？奏准！”
皇帝批准后，大权集于内阁，政令必责实效，从六部到地方政府，办理公文，必须按时查考，以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
考成法刚刚颁布一个月，兵部就率先响应。
兵部尚书谭纶乃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国家重臣，对考成法的实质瞭然于胸，他率领兵部同僚不辞劳苦地清理大小未完成的任务，一一订立完成期限，登记在两本青色的小册子上，一本送往兵部，一本投向内阁。
兵部给大同都督王崇古等人郑重下达五年内修理大同沿边墙垣，三年内修理好浑源右卫工程，两年内修理好广灵、威远工程的任务，违期必究。
王崇古雷厉风行，仅仅用了六个月，就顺利完成宣府一带边墙、城堡、墩台多项工程。
消息传到京师，朝臣大喜，张居正看到兵部如此认真贯彻考成法，很是欣慰，嘴角露出少有的微笑，他拟票嘉奖他们：
“原总督王崇古，总督侍郎方逢时，巡抚副督御史吴兑赏赐银币有差，吴兑提薪俸一级，钦此！”
在兵部的积极带动和边帅的同甘共苦下，考成法很快在整个帝国推广开来，其他部院衙门亦效仿兵部。
考成法实施以后，数十年废弛的政治逐渐得到改善。
史称，考成法“如疾风迅雨，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无所不披靡”，“自是，政体为肃，一切不敢饰非”。
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曾在着作《万历十五年》中感嘆，考成法使“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顶点，标誌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政治传统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
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
考成法并非十全十美，综核吏治、严格行法颇有矫枉过正之处。
阴险狡诈之徒总能找到法律的漏洞以投机钻营、陷害善类。
沂州知州沈应科聪勇仁孝，所治之处的百姓莫不对他感恩戴德。入职三年，按例自己先上陈述职报告，然后由布政使、按察使二司进行考核，再送往吏部復考。
无奈布政使与沈应科有隙，故意扣押他的公文，足足扣了十天才送到吏部。这在以往或许还能通融过关，不巧此时全国上下都在狠抓吏治，公文耽误一天就不能通过考核，遑论十天，最后的结果是降级处分。
山东巡抚李世达不忍得力助手被人诬陷，专门找到首辅求情，说他工作认真努力，拖延公文的责任不在于他，况且他又出自相门，相公大人大量就宽恕他吧。
张相爷固执地坚持原则，沈应科依然没逃脱被贬官的恶运。
鑑于考成法中，升迁与政绩挂钩，一些官员为了向首辅邀功，奉行太过，每每给下属下达过高的目标任务，不能按时完成规定任务就会遭到严厉惩罚，导致官员工作压力巨大，催征过急，人心惶恐不安。
张居正的论学好友胡直进京汇报工作，临走时专门拜谒首辅，提醒他：“以相公的才干，辅佐幼主实在是游刃有余的，只是如今的一些庸官为求高升，只顾眼前的政绩，一味劳民伤财，长此以往，于国家于民必酿大害。”
这个问题，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近来因实行考成之法，执事官员惯于降罚，不分缓急轻重，一概从严从重惩罚。
户科给事中萧彦不失时机地奏上一本，他从民生出发，认为以催科多寡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有损民力，提出“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的建议，获得批准。
在浮竞之风盛行的晚明，考成法的出现令人事变动更加频繁，地方官因其地位低，各怀五日京兆之心。他们不安其位，视官如传舍，根本不安心工作。
吏科左给事中张楚城针对这一弊病提奏请施行久任之法：
张楚诚认为，所有官员的提拔，必须有量化的标准，知县、知州都必须任满六年才能升任上一级行政管理岗位，布政使、按察使、布政使参政、参议等官员要任满三年才能从副职提拔为正职。在这样量化的升职周期内，如果有官员才能不适合所在岗位或不适合所管地区，经抚按官查实后，可以更调岗位及地区。
这种想法和张居正的用人理念不谋而合，张相一向认为如果官员任期太短，必无善政，给他们充足的时间熟悉政务、尽心职守，才有可能在任期内更好地治理地方事务，并发现优秀的人才。“官员不久任，更调太频，迁转太骤，真才实能之人，如何才能施展其才？百官有司如何能尽职尽责？”
张居正欣然采纳张楚诚之议，果断拟旨：两京十三省一体遵行久任之法。间有才不宜官、官不宜地者，量行更易。
从此，地方上的藩、臬、守、令都能最大限度发挥才能。
无原则的久任亦非绝无毛病，官久必疲，尤其是在一个地方任职太长，容易与地方豪强串通舞弊，欺闭朝廷。
礼科给事中李邦佐条陈吏治五事，完善久任法。他指出，地方官的升迁不能只注重其任期，重点是看其政绩，由抚按官荐举，才力人品不堪者，速行论调。
本朝永乐皇帝登基后，励精图治，也一度在武英殿用屏风书写中外官僚姓名、履历，作为用人行政的参考。其后，继立的皇帝大多昏聩无能，这种举措渐渐废弛。有心的张居正吸取历史经验，认为此举非常有助于开发圣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