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改革者们，除了勇于创新，最为关键的便是依靠坚实的靠山。商鞅变法的成功，少不了秦孝公这一后盾支持；而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车裂，人亡政不息，商鞅个人的不幸换来了秦国的大兴。
当靠山消失，即便改革再成功，也难免有牺牲。张居正面对的局面更为险恶，且不说强大的保守势力异常顽固，习惯于祖宗成法，抵牾张居正种种革故鼎新的措施。单名分上就存在莫大问题，明代内阁首辅在法理上不过是皇帝秘书，根本没有裁断政务的权力，他只不过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宰相”。在这种氛围中推行新政，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进行改革，不仅要有理论说服统治者，更要有实力说服天下人。
当初王安石变法，政策过激而超越民众实际承受能力，一个“保甲法”弄得民不聊生，凡有男丁者莫不整日忧心；那个“方田均税法”又触动地主私利，得罪了政敌。反对派司马光执政后也进行一系列改革，因方法得当反而有所进展。
张居正对此有独到的认识体会，他在《资治通鑑直解》中说：“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逐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
张居正以一个大政治家的亲身经历，比较公允地评论另一位政治家，既非司马光辈的顽固，又不若后世同情者百般为其辩护。他以史为鑑，先吏治再经济，层层推进，稳健开展。
因此，张居正的反对者们没有司马光那样理直气壮，况且张相新政切中时弊，成效卓着，反对者只好首先从攻击张居正个人操守着手。
孔老夫子有句至理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上位者即使有周公那样出众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贪鄙小气，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一看。毕竟，在那个道德至上的年头，士大夫对道德的要求远远高过才能。
大明王朝文官集团中以气节自负的“清流”，仿佛就是为了挑毛病才降临人世，他们常与当道者对抗，以表明自身的清正与圣教的纯正。他们为了反抗强权、博得名誉，可以牺牲一切，甚至不惜赌上大明王朝的命运。
树大招风，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张居正一举一动无不被人广为关注。张居正再神通广大，也无非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夫俗子，想要找其把柄，并没太大难度。
两宫皇太后、皇帝高度信任并依赖张先生，把朝廷大权全都委託给他，张居正也成为有明一代最有权势的臣子。可权重遭忌，自古君主最忌讳的莫不过是大臣太贵，况且明代法理上已无真宰相，大学士的合法权力远低于前朝宰辅，所以自打张居正秉政以来，很多人都非议他窃夺人主威福以自用。
崇祯年间，张居正着名的曾孙张同敞就百思不得其解地询问朋友：“我曾祖的功业如今尚可见，为什么史家多批评之词？”
朋友答曰：“权与奸的差别不过毫髮之间，你曾祖是一位权相，权势过重，因此怨恨他的人诋毁他，称其为奸相。”
张同敞无奈地默认此说，后人尚且如此，遑论外人横议？张居正不管这些，他清楚自己的能量，时常告诫下属：“吾非相，乃摄也！”（我不是宰相，只是代行国政。）
得罪了一群人
自古文臣死谏，尤其那些握有“尚方宝剑”的御史、给事中们“唯恐天下不乱”。言官官阶不大，但人微言重，上至皇帝、阁臣、尚书，下至知府、知县，都受他们的监督，就连朝廷高官也让他们三分，生怕被言官抓着把柄。
御史在外不可一世，凌驾于其他官员之上，常常因在一件鸡毛蒜皮的琐事上小有不合，就漫加诘责任事大臣。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所论是否属实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言者无罪，他们不用对自己的言论承担任何责任，倒是可以藉此譁众取宠，一举成名。很多正直大臣因流言蜚语而辞官回家，不能为国效力。
张居正对此甚为不满，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无事生非之徒。
一日，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倾盆大雨伴随着大风倾泻而下，雷电、雨水毁坏了多座建筑。台谏见状，欲上公疏议论时政，张相爷急忙前去制止：“何必这么紧张，既然是雷电，怎么可能不击中物体？”
既然首辅这样发话，言官也只能作罢，不再没完没了地拿天象说事。
今天看来，张居正那句话颇具“唯物主义”风采，有效减少了没必要的议论纷争。当时的士大夫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雷奉天吻，正是国家有错，老天爷才生气惩罚，以让我们悔过自省，却被相公阻拦，张居正实乃心术不端。
雷电风雨停止了，首都大门的木头又着起火来。言官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他们本要上报皇帝：天下不安宁啦，好端端的木头都骤然起大火。
张阁老看了尚未上呈的奏本，冷冷一句：“朽木能生火。”
言官哑口无言，一场毫无意义的事端终被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