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为了纾解地方民困，不惜向不法官员宣战。在兵部帮助下，朝廷颁布《给驿条例》，明确规定官员非奉公差不得随意借用勘合，不得借出差之机走亲访友，出差时不得超用车马和随行人员，不得利用职权索礼受贿，官员奔丧、调动、復任时亦不得使用驿站等，从制度上保证驿站有效运行。
张居正以法为治，抓典型事例，打击不法高官，几位省部级官员先后因违反《给驿条例》违法用驿受到相应处分，立即在官场引起极大震动。
从此，公卿王侯遵命守法，再也不敢肆意驰驿。各地驿站存银不断增加，百姓从中受惠极大。
巧驽骁将
“隆庆和议”后，困扰大明君臣多年的巨额军费开支得到大幅度削减，帝国财政压力也随之减小，西北的俺答与明廷礼尚往来。
正当帝国朝野上下沉醉于太平盛世时，辽东总兵李成梁发出急报：土蛮大军二十万前锋已过大凌河，来势汹汹，直指辽东。为了防御敌人，请兵部速拨粮、拨钱。
兵部众人为之大乱，赶快上报皇上，甚至有言官主张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恨不得立刻戒严。小皇帝看着大臣惶恐的奏疏，想着来势汹汹的敌人，又怎能保持冷静呢？无助的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总是首辅张先生。
朝会上，张首辅听完这个汇报后显得格外镇定，他眉头一皱，疑生心头：“这时节并不是北方部落进犯的好时机，不必担忧。”
五月正值酷暑季节，雨季马上就要来临，骑兵此时来犯是最麻烦的。土蛮虽蛮，但也不傻，未到火烧眉毛之时，怎会选择这等时节举国来犯呢？
为查清此事，张相爷一方面让戚继光由西向东策应李成梁，另一方面急令当地军政、行政部门联合勘察地形，写成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送第一手前线情报给他。
数日后，两条线的情报都送来了，蓟辽总兵戚继光明确奏报：诸部解散无警！
真相大白，原来是一场虚惊。
张居正自是大为恼怒，李成梁为图封赏，虚报战功以抬高身价，编出这样的天大笑话，真要治他欺君之罪，也在情理之中。
更可气的是，兵部和督抚官员也都是一时名臣，他们接到报告既不核实，又不妥谋对策，就飞奏朝廷，以致人心惶惶。他们哪个不是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才夺得功名，又在军事部门常年工作，“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总知道的，因为莫须有的敌情频繁调度边关将士，自然会折损士兵士气，对国防安全构成隐患。
张居正觉得，有必要给予惩戒，让他们及时警醒。他随即严旨申斥不法官员谎报军情的歪风邪行：
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虏动静，未尝东行。辽东所报皆属夷诳赏之言，绝无影响。臣等因此反切忧虑：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取胜。今无端听一讹言，仓皇失措，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
敌情狡诈，万一彼常以虚声恐我，使我惊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不知敌情为虑也。
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犹贵审察机宜，沈谋果断，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胜。乞传谕兵部，诘以寇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并请赈各边饥卒。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前线将领的道德素养可以不甚强求，但现实中谁也不愿常与“座山雕”式将领打交道。张相爷深知此理，一方面善用李大将军的勇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一方面也清醒认识到此公诸多违法乱纪之行，应时刻提醒敲打他收敛。
首辅恩威并用下，李成梁晓得只有遵纪守法、奋勇杀敌才是升官封爵的不二途径。在他治下，辽东无战事，“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所未有”，他终因战功卓越，被特封为宁远伯。
为答谢首辅知遇之恩，李大帅特意送来价值不菲的礼金。
张居正义正词严地告诉使者：“你们大帅是因为浴血奋战才获得功勋封爵的赏赐，我如果收下这礼金，岂不是有辱高皇帝（即朱元璋）的在天之灵？”
李家使者只得悻悻而去。
在一系列的举措下，奄奄一息的帝国在张居正手上有了新的生机：一时主圣时清，纪纲振肃，风俗淳朴，漠北骄虏，俯首称臣，万历初期成为明代最为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同时代来中国考察的西方大儒，都钦慕帝国民生安定、社会繁荣，讚誉帝国为世界最富强、最文明的先进大国。
张居正不但励精图治，更可贵是能够正己肃下，他的个人声望如日中天，天下人把张相君誉为当代伊尹、周公（伊尹和周公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名臣，辅佐其主治国安民，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偶像），期待相君把庞大的帝国推向全盛。
第九章台谏弹劾风暴
改革不是一个好差
自古以来的改革者都少不了跌宕起伏的命运，甚至有人说改革难于革命，革命无非是认准一个共同敌人，自下而上地推翻旧政权；而改革却是自上而下地把权力资源重新分配，并让每个人安于其位。帕累托最优状态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历史上不少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失败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