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初衷是给他的孩子们每人一小笔钱，然后逐年增加，直到我们30岁。信託财产的设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我们30岁之前，信託财产的收益除了支付给我们的以外，并不是用于再投资，而是分别捐献给数个指定的慈善机构，包括洛克菲勒研究院和里弗赛德教堂。
1935年，也就是信託财产开始运作的第一个整年，我只收到2 400美元，是收益总额中的很小一部分。这笔钱包括我的所有生活和大学费用—除了学费以外，然后是每年400美元，也就是父亲在我上大学期间每年支付给我的。有时，我的确发现自己手头现金拮据，不得不请求父亲提前给钱。而他通常会把我的请求当做是教诲和指导的机会。他在1935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悦：
你在这个期间花的钱远远超出了预计的收益—如你所说，这当然是因为计划不当，是个错误……你当然想像得到，我对你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你再一次陷入了经济困境。当你每年获得1 500美元的时候，你并没有什么问题。随着钱数的增加，好像困难也加大了。“财富越多，人越容易失去头脑”，这句老话很有道理。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计划好自己的开支，不再验证这句老话。今天我就把400美元汇到你的银行帐户上。
1934年，父亲在设立信託财产的时候告诉我、劳伦斯和温思罗普，我们的信託资金所包含的资产远远少于他留给母亲和我们的其他兄弟姐妹的数额。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他的理由。他的信很好地描述了他对年轻与金钱之间危险结合的感觉：“我在第一次与你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给你们3个小儿子留下与其他孩子一样多的财产。回头一想，我认定这么做对你们将是不公平的……首先，因为那样可能会导致你们陷入一种境地，使你们感到彷徨和无措，因为你们突然背上了沉重的、相对新的责任……第二，那样会……严重破坏你们在成长期间获得的指导和忠告的机会，而提供这种机会是做父亲的职责。”
但是，当国会在1935年提高了馈赠和财产税税率的时候，父亲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他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如果他不现在就提高自己留给3个小儿子的信託资产的话，他就会永远丧失机会。于是，他增加了我们的资产份额，并因此将所有的信託资产平均到了大约1 600万美元的水平。我是到了数年之后才被告知自己的信託财产数额的。
1935年6月中旬，父亲在我和迪克踏上欧洲之行后不久，给我写了封信：
我原本不应当现在就采取这个步骤，可是，形势似乎在逼迫我这么做。关于如何明智地管理和处理财产，要获得这种知识，最好是通过经验的逐步增长。我在赠送你们所有财产的时候，这种想法一直在我脑中占主导地位……我把巨大的信託资产给了你们。但是，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让我后悔这么做的。
爱你的，父亲
31. 选择职业
在毕业那年，我忙于撰写我那篇关于费边社会主义的毕业论文—《费边眼里的赤贫》(Destitution Through Fabian Eyes)。该论文针对的事实是，对待贫困的传统欧洲模式依据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赎罪的方法是施舍给穷人。其重点落在施舍者来世的好处，而不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人都有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社会义务。在比阿特丽斯和雪梨•韦布的领导下，费边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是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的眼里，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政府固有的责任。
韦布夫妇和其他费边主义者提出的理论奠定了贝弗里奇的研究基础。贝弗里奇当时是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院长，也就是我此后不久前往进修的地方。贝弗里奇后来成了福利国家的主要设计人之一，而这种福利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在英国得到认可。
大学生活临近结束的时候，我还不很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甚至不清楚毕业后立刻从事什么职业。我有点想在国际领域追寻些什么，而且倾向于某种独立于“家庭办公室”的事情，因为我的3个哥哥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进修商务或经济类研究生课程对我有些吸引力，但那也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我感觉自己需要听取某个我尊重的、自己的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见。
多年来，我一直敬仰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而在与父亲一起处理拉德洛惨案后事以后，他已经成了父亲的密友。金先生后来承担了加拿大自由党的领导职务，并于1935年当上了总理。他在纽约的时候，经常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有时也会去参观锡尔港。他对我总是非常热情、友善，跟他交谈我感觉非常随意。我所认识的麦肯齐•金并不符合我后来听说他在加拿大的名声：强硬、古怪、遥不可及。
征得父亲的同意以后，我给金先生往渥太华写了封信，请求拜访他并听取他的意见。金先生立刻回復，邀请我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过一个周末。通过长时间讨论我的选择和兴趣之后，显然对我最有意义的事业是在政府界或国际金融界谋职。无论做什么选择，金先生始终认为我最好获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那是他自己多年以前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