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崇祯元年，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曾上言曰：“全陕西地多硗确，民鲜经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热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摽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根据渐渐壮大的农民军对帝国之威胁，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战略。
杨鹤上疏指出“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以剿为主则要调集大军，军粮和军费都是巨大的开支，最终结果仍然是“诛杀胜诛”，“屡剿而屡不定”。采用招抚方法除了既往不咎和委以利诱外，还需要真正的帮助农民安置下来。“盖解而散，散而復具，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餬口有资，面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復业，面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着，必有剿抚之实惠者此也。”
杨鹤很看重招抚政策的真正落实到位，首先就需要适当的经费。如果只是表面上解散敌人的武装和队伍，不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无异于自欺欺人，即“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
最后，杨鹤还特意算了一笔帐给崇祯皇帝看，派军队剿匪的费用，大量的钱花了就花了，杀人太多并不是一件好事，还有考虑士兵的善后问题。但把钱用在招抚上则大为不同，招抚一个盗贼，则是多了一个帝国纳税人。
帝国同样是开支大笔费用，剿匪的费用是收不回来的，而招抚却是提供了长期的资金来源，实在是最划算的事情。
回顾一下杨鹤的招抚主张。其一，招抚比剿匪要划算，其二，招抚不能流于形势，必须实实在在的安置农民生产，提供种子、耕牛，这也是为帝国纳税创造条件。
杨鹤的这种说法，即使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会认为相当有道理。在当时，也说服了崇祯皇帝。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中，崇祯就对陕西参政刘嘉遇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于是崇祯皇帝拿出十万帑金招抚，并且发布诏书，帝国的招抚政策正式展开。在杨鹤的努力和朝廷的放赈下，招抚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陕西的各部起义军几乎都接受过招安。
但十万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万白银和粮食二万石并不够用，“所救不够及十一”。
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就上疏坦言“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蓓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
招抚政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不足，解散起义军，将农民安置回家乡，帮他们修好房屋，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和生产工具，这才算真正的化贼为农。这个战略执行时间长，初期费用投入高，还需要地方政府的组织配合工作，一旦资金不足停滞了下来，农民则会降而復叛，乃至功亏一溃，所有努力和投入都白白付之东流水了。
由于后继资金严重不足，招抚政策渐渐陷入了危机，主剿派势力抬头，极力攻击杨鹤的绥靖政策，地方官员甚至秘密策划诱杀受降的农民军首领，引起了农民军的警惕，以至于陕西局势再度恶化起来。
陕西农民军的兴起激怒了朱由检，缺乏耐心的崇祯皇帝勃然大怒，把努力贯彻招抚政策的杨鹤当成了让农民军壮大的罪魁祸首，除了痛骂一通外，还将其罢免、下狱、戍边。
至此，帝国的战略由招抚转变了围剿。
4. 围剿政策—洪承畴和卢象升的联手
帝国的战略从主抚调整主剿，并不意味着只剿不抚，一般来说，剿和抚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其中某一方面而已。
事实上，主剿期间，有关抚的记录也比比皆是。
《崇祯实录》记载有：
崇祯五年，洪承畴请留陕西饷银二十万资剿费，并以劝农，从之；
崇祯六年，上心谓饥民非流寇，而鼎臣亦藉以宽文法也；上遂谕都察院，以“民穷盗起，皆由亲民之官妄取民财、弥逢上官；小人得志，百姓愈困”敕巡按御史广访以闻；
崇祯七年，三月丁亥〔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济上言：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氓；宜分别剿抚。上善之，命专委总督陈奇瑜。
由此可见，帝国的主剿绝非不抚，这点不容忽视。
杨鹤的招抚政策，虽然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帝国中央政府资金极度匮乏，难以维继，况且以帝国当时官僚系统的组织和后勤能力，是否能真正完成农民的安置工作，还值得怀疑，招抚为主的战略阶段性结果也不好。
《崇祯实录》记载，巡按陕西御史李应期言”秦贼旋抚旋叛”；御史吴甡新代，上命其确察报闻。于是甡上言：“为今之计，惟集兵南北合剿，歼渠魁而余众自破，明赏罚而士气自鼓；秦事犹可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