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罗斯在入口处站停一会，让眼睛习惯周围的昏暗。酒吧里也有两、三个女人，不过其余的全是三、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他们的穿着保守，都是三件式的西装，大都像银行家、证券经纪，有的甚至像葬仪社的人。
占着桌位的多半是成双成对;单独一个的都坐在吧檯边。康罗斯瞄见他的目标。一个人坐在尽头，边上刚巧有个空位，康罗斯悠閒的晃过去坐下，酒保立刻出现。
“晚安，先生——想喝什么?”
康罗斯本来想喝威士忌，看了看周围的人不是喝淡酒、就是小杯的搀水酒。
“来一杯伏特加马丁尼加柠檬片。”他惊讶的发现自己的声音也变小了。
等酒的时间，他朝吧檯后的彩色镜子瞥一眼，与席文生的眼光正巧相遇，两人同时避开。他很慢很慢的喝下半杯马丁尼，再从口袋抽出一包肯特烟和一个随身丢打火机。酒保立刻递上水晶烟灰碟。康罗斯点上烟，任由整包烟和打火机留在吧檯上。
过了片刻，席文生从内袋掏出银烟盒弹开它，挑出一根细长带滤嘴的香烟。
“抱歉，”他的音调清而亮。
“我忘了带打火机，可不可以借用一下?”
“当然可以。”康罗斯为他点了火。席文生轻轻把着他的手，好像是为了稳住火焰。他深深的吸一口烟。
“谢谢。很坏的习惯，对不对?”
“你是指性方面?”康罗斯这一问，两个人都笑起来。
十分钟后，他们已经坐在靠墙的小桌位上，亲切的聊着。两人凑着身子，头几乎碰着头;桌下，膝也顶着膝。
“罗斯，”席文生说，“我看得出你‘保养’的很好。”
“我很用心的，文生，”康罗斯说。
“我每天早上都举重。”
“我真的也应该这么做。”
他犹豫一下再问，“你结婚没有，罗斯?”
“我的太太名叫‘没有’。”
席文生朝后一靠，两手一合。
“说得妙，说得妙极了!我的太太名叫没有。我记住这句话。”
“你呢，文生?”
“没有，现在没有。我结过一次，后来她跑了，带走了我们的联合存款、狮子狗，还有我收集的一大堆罗马古币。”
“所以离婚?”
“就我所知，只能算非正式。”
“最好正式，文生，说不有一天你会再结婚。”
“很难，很难。”
“这是个很悲、很悲、很悲的世界，”康罗斯一副悲戚的口吻。
“我们一定要及时行乐啊。”
“心照不宣，”席文生一边附议，一边捻着手指招来酒保，再叫两杯酒。
“文生，我有预感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我真希望能够如此;我的朋友不多。”
“噢，天啊，”席文生用手掌巴着光秃秃的脑袋。
“你也是?你不知道我有多寂寞。”
“有一件事我必须让你知道，”康罗斯认为到了谈正题的时候。
“我在接受心理治疗。”
“那算什么，又不是什么罪过，我治疗过好几年。”
“真的?现在不做了?”
“是啊，”席文生伤感的说，“我的心理医生被人杀了。”
“被杀?可怕，是意外吗?”
席文生再次凑近身子，压低嗓门。
“是谋杀。”
“谋杀?天呀!”
“也许你在报上看过。就是住在上东区的赛门·艾勒比。”
“谁干的——他们知道吗?”
“不知道，不过一直有警察来找我。因为警方对他所有的病人都要加以查问。”
“真无聊。你一点都不知情吧?”
“有自有我的看法，不过我不会对警察说。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
“聪明。文生，儘量避开它。”
“我会。我要顾自己的问题。”
“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你那位心理医生?”
“反正你知道他们那种人;有时候很讨厌。”
“的确。你想会不会是哪个病人干的?”
席文生谨慎的向两边望望，彷狒担心有人在偷听。然后把上半身凑得更近，声音压得更低。
“大概六个月前——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我穿过第一街，那时候刚刚在幸运皮耶餐馆吃完晚饭;那家馆子真棒，全纽约就属他们的蜗牛肉最地道。言归正传，时间约莫九点左右，我穿过第一街，停下来等号誌灯，就在那里看见了赛门医生，他没看见我。当时他驾着那辆全新的绿色积架。灯号一变，他就朝城外开出去。好，现在我问你，这表示什么?”
康罗斯一头雾水。
“表示他要到什么地方去?”
“到什么地方会什么人。那个人显然不是他老婆;她不在车里，车里只有他一个。”
“这很难说，”康罗斯不置可否的说。
“他哪里都能去;譬如说到医院看个病人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