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孺投笔哭骂，上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后系狱，籍其宗支及母族林彦法等、妻族郑原吉等，示且胁之，执不从。上怒甚，乃收朋友、门生廖镛等为十族，诛之，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之外，亲族尽数抄没，发充军坐死者復千余人。”（逊国臣传）
文皇发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启曰：“臣有所託。”上曰：“何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文皇首肯之。及师次金川门，大内火，建文帝逊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孝孺衰绖号恸阙下，为镇抚伍云等执以献。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系之狱，使其徒廖镛、廖铭说之。叱曰：“小子从予几年所矣，犹不知义之非！”成祖欲草诏，皆举孝孺，乃召出狱，斩衰入见，悲恸彻殿陛。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自苦。”左右授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復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明史纪事本末）
且不论以上三文以及各类相关史料之互相矛盾（比如按照《野记》记载，朱棣登基时姚广孝在场，那他自应随军一起南下；而根据《本末》中“僧道衍送之郊”的说法，燕军南下时姚广孝并未随军）仅就各文中之所载而言，便都有一个谬误之处，便是朱棣在命方孝孺草拟登极诏时自称为“朕”，表明其业已践祚。（《野记》中朱棣并未称“朕”，然其开篇便有“文皇既即位”字句），这是不合情理的。
众所周知，登极诏应在登基当日立刻发出（《明史·嘉礼·登极仪》中言永乐登基草率，所以仪式情况不太清楚。但翻阅关于明太祖和明仁宗等人登极仪之记载，都是在登基同时下发登极诏），那这种至关重要、且需反覆斟酌的诏书自当在登基之前就已备好。当时朱棣尚未登基，如何能在命孝孺拟诏时自称为“朕”？而且我们还知道，朱棣得位不正，登基时天下大半尚未归附。为迅速向天下宣布称帝，造成既成事实，登极诏就更是不能有丝毫耽搁，而是会在登基后的第一时间儘快发出，这就更不可能有朱棣在登基称帝以后才慢慢命人拟诏这种不合情理之事出现了。可按照各类稗官野史论调，朱棣既自称为“朕”，那诛十族事件发生的整个流程应是：永乐登基→命方孝孺草拟登极诏→双方发生争执→永乐怒而诛方孝孺十族，这种向后顺序与逻辑、常识完全不符。
当然，有人可能以为：永乐也有可能在登基以前就已自称为“朕”！这种看法看似不无道理，但究其实却经不起推敲。永乐是打着“周公辅成王”旗号发动靖难的，儘管天下人皆知此不过是一幌子，但明面上，永乐必须要维持自己的“周公”形象，称帝时也必须做出情非得已的姿态。而且从后来朱棣篡改《太祖实录》，在《奉天靖难记》中极力美化自己，以及严控天下舆论等诸般情事中可知，朱棣极为在意自己在靖难中的“周公”形象。既如此，他完全不必急不可耐地在登基之前便自称为“朕”，如此既无实际意义，又落人口实，以朱棣之心智不可能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一个事件的发生，必须同时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现在既然连最基本的时间都无法对应，那这诸多杂史中关于诛十族的记载，自然也就只能归于“虚构”了。
接下来，我们再对《明史记事本末》中之记载做一详细剖析。《本末》中之内容，可称得上是这诸多记载中最似权威者（之所以如此认定，一是此记述最详细、流传最广；二是后世诸多版本，大都与其大同小异；三是因其前半部分与《明史》中的记载几无二致，只是《明史》中未提“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之语，亦未记载成祖有诛方孝孺十族。《明史》为官修正史，史学地位较普通史料为高，既然《本末》中部分记载与其近似，那我们在做考证时亦相应加以重视）可《本末》中除了“朕”这个错误称谓外，还提到了一个名词“殿陛”，这也就是说，朱棣是在紫禁城内命方孝孺拟诏。若此记录为真，那我们就必须分析一下，永乐究竟是在哪一天命拟登极诏书的呢？
我们查阅《明太宗实录》可知：燕军于六月十三日破城进京。当晚，朱棣宿城外龙江军营。六月十四日，诸王和文武群臣劝进；六月十五日，诸将继续劝进；六月十六，诸王和群臣再劝进两次，而劝进的地点均为龙江。直到六月十七，朱棣祭孝陵后，在返回龙江途中，才在王公大臣的“强迫”下，到奉天殿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