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明太宗实录》中关于六月十三到六月十五日的记载为实。原因很简单：每个华夏皇帝登基之前都要有劝进这道程序。朱棣得位不正，之前又一直打着“周公辅成王”的旗号，因此更需要藉此来证明自己登基乃情非得已。而他纵然再厚颜，也不可能一边自诩要做周公，一边先跑进紫禁城里住下，再等下属前来劝进。故六月十四与六月十五两日，他肯定呆在龙江营中，而无可能在紫禁城里命人草拟登极诏，方孝孺自然也就无可能在此期间“悲恸彻殿陛”。至于六月十三日，朱棣是有可能进入紫禁城，不过当时刚刚破城，百事芜杂不说，群臣的劝进亦尚未开始，他自无可能急不可耐地于此时命人拟诏。所以，可以排除六月十三日到十五日草拟登极诏的可能。
其次，我们再来看六月十七。这一天是登基日，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登极诏必须精心准备，不可能于登基日仓促起拟。但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朱棣一直坚决不答应登基，直到这一日，朱棣谒孝陵后，受群臣“胁迫”，不得已答应登基。仅从此处推断，登极诏倒是有可能于登基后仓促起草。但是，朱棣真的是在六月十七日被群臣“强逼”上皇位的吗？
我们从《明史·杨荣列传》中寻找答案。《杨荣列传》里有“成祖初进京，荣迎谒马首曰：‘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成祖遂趣驾谒陵”的记载，这寥寥数语中，蕴含着极大的玄机，从对此段话性质的判定中，我们可以寻找到想要的答案。
首先，简要介绍杨荣经历：杨荣在金川门之变后立即归附朱棣，然后在朱棣登基初期迅速得到擢升，成为内阁阁臣。而且，终永乐一朝，杨荣圣眷极隆。
其次，再来分析杨荣迎谒马首进言一事的性质。众所周知，朱棣在接受登基劝进之前，一直是以“周公”形象示人。如果谒陵当天，也就是六月十七日朱棣未答应登基，那杨荣“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的话就是揭朱棣的老底，直指其明清君侧，实欲篡位。这对朱棣而言无疑是一等一的“逆言”，朱棣为维护自己“周公”形象，肯定会将其归入“建文奸党”，严加惩治。而如果朱棣在谒陵之前已答应登基，杨荣的这句话就仅只是要朱棣在登基前先祭孝陵，以全孝道，属于臣子的“忠言”。如此杨荣不仅不会受惩，反倒有可能得到嘉奖。
结合杨荣后来的经历，我们不用想便知道，杨荣进言一事肯定是被朱棣定性为“忠臣劝谏”。由此，我们便可顺而推之：朱棣已在六月十七日前答应登基，《明太宗实录》中朱棣被群臣逼迫登基的记载是为虚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明太宗实录》乃明朝官修国史，需美化朱棣，故才捏造出他“受群臣胁迫”，不得不“勉为其难”答应登基之事。
既然朱棣在六月十七日受群臣“胁迫”仓促登基一事为虚构，而他在登基当日才匆匆命拟登极诏的可能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六月十三、十四、十五、十七，那登极诏的起拟时间就只有六月十六。由此推知，草拟登极诏的时间，就是在朱棣答应登基之后，进宫正式即位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其中最有可能就是六月十六日当晚！而在这段时间内，朱棣住在龙江大营（如果这天就进宫了，那第二天直接上殿登基就完了，杨荣哪还有机会在半路“迎谒马首”呢？）。所以，在朱棣命拟诏书时，方孝孺或许可以“悲恸彻军营”，但绝无可能“悲恸彻殿陛”！
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将每段史料拿出，逐一驳斥。但窥一般而见全豹，连流传最广、最似权威之《本末》记载都能轻易被证明为伪，这诛十族之真伪便很成问题。故笔者以为，朱棣的确诛杀方孝孺，并对其家人大肆株连，但这不过是古代帝王惩治异己的惯常手段罢了，虽则惨烈，但在当时并不出格。所谓“诛十族”，应是无中生有。
判定了诛十族为伪，那接下来又有一个疑惑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会产生“诛十族”这种谣言，并传得天下皆知？这要从明朝中晚期乃至清朝的政治环境中去分析。
明朝中期以后，文官集团崛起，其权力不断扩大，与皇权发生了激烈衝突。到万历以后，两者甚至隐隐成对立之势。而这两者的政治博弈中，皇帝的优势在于掌握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可决定任何文官个人的生死荣辱；而文官集团的优势则是代表整个士人阶级，掌握实际的治权；除此之外，他们还把控着天下的舆论，拥有道德评判权。文官集团在与皇帝争斗时，利用手中的道德评判权来贬损皇帝，再利用自己的掌控的舆论，将这种道德贬损扩散开来，对皇权形成反制。而既然是要削弱皇权，那不仅是在位的皇帝，整个皇室乃至死去的明代帝王，都可以成为文官集团进行进德贬损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由于朱棣曾严厉处置支持建文的文臣，自然也就成为文官集团乃至整个士人阶级的攻击目标。士人们通过虚构“诛十族”这样的残酷刑罚，可以有效的抹黑朱棣的的形象；而现任皇帝的威势，也会因为祖宗形象的贬损受到影响，从而间接达到文官集团反制皇权的目的。这也就是明代中晚期出现诛十族说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