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局长办公室，里面没有局长，只有一个穿军装的男人，军装是四个兜的，没有戴领章帽徽。拖他进来的人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局长，原是×××师的副师长。白长山站定了左脚，右脚随即往左脚跟一靠，身体猛地向上伸展了几分，右手举起，在耳边构起一个三角形。他说，报告首长，汽车连连长白长山奉命来到。局长说，老白，你来得正好。我正派人四处找你。白长山说，请首长下命令吧。局长说，好。现在，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摧枯拉朽。可是，松花江是个大反革命，年年与我们革命群众作对。省委发出号召，要打一场治理松花江的人民战争。局里已经研究过了，我们组织青年突击队，由你担任突击队队长。白长山说，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局长拍了一下白长山的肩，说，军人就是军人，慡快，走，喝壮行酒去。
壮行酒摆在食堂里，有很多人，白长山似乎认识这些人，又叫不出名字。局长刚刚说了一声干，白长山便将杯中的酒倒进了嘴里。这东西像刀一样划开了他的胸膛，点燃了他的血，让他燃烧起来。那种感觉是一种痛快，是一种放肆，也是一种麻醉。就像火柴被划燃的那一瞬间，耀眼的光短暂地闪过之后，一切都归于黑暗。他要留住那线光明，要留住那燃烧的感觉，于是，端起酒杯，走向一个面善的面孔，说，老哥，咱们干一杯。她说，谁是你老哥？我是你姨，和你姨喝不？他说，你是我姨？管你是我姨还是我奶奶，喝。接着又斟满一杯，走向另一个人，说，姨，咱干一杯。那人说，还没喝呢，你咋就醉了？我是你大爷。白长山说，我大爷？好，大爷，咱干。又干了。
局长再次拍了拍白长山的肩，大声讚扬说，好，这才像咱军人。
白长山胸中的豪气突然增加了十倍，就像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碉堡一般，端着酒杯冲向那一群人中。可是，他并没有将那些人打倒，而是他自己在喝了第二十一杯之后，整个人失去了平衡，轰然倒地。
第二天，白长山带着青年突击队上了大堤。全省各个单位的队伍沿着大堤一字排开，锣鼓掀天，红旗招展。这种人如cháo旗如海的壮观场面，白长山只是在打锦州时见过。然而，会战所选择的时间晚了些，进入封冻期之后，地比铁还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起的土，还没有运到目的地就冻在了卡车上，从车斗上翻下来时，成了一个大冰坨坨。好不容易翻开封冻层，裸露出下面的活土，时隔未久又形成了新的封冻层。到了后来，不得不用大量的炸药取土，可被炸药崩开的都是一个个的冻结土块，垒到大堤上，相互间无法黏合。指挥部对此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赶进度。
长达几个月的会战，几乎所有人都生了冻疮，队伍被拖得疲惫不堪，进度更加缓慢。指挥部每天开会，要求大干三九，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可大会战的队员不干了。也不知谁回了一趟白河，带回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消息，全国都在造反，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并且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高度评价。于是，有人开始在会战队伍中串联，要组织一支造反大军打倒这次会战的指挥部。
白长山那段时间正为接不到方子衿的信以及大会战功败垂成而伤脑筋，根本不知道队伍内部悄然发生着变化。直到有一天晚上，他所率领的青年突击队员衝进他所住的临时棚户，不管三七二十一，拖着他出去造反，他才意识到，这里早已经酝酿着一场革命。造反派衝进了总指挥部，将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从床上拖了起来，指责他们搞这个大会战，是有意分散革命的力量，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反动派。造反派群情激愤，将两名总指挥从房间里拖出来，连夜召开批斗大会。也不知总指挥说了句什么，惹怒了造反派，当即动了手。白长山等人觉得打人是不对的，出面要制止。造反派立即搬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
一直闹腾到天亮，造反派们意犹未尽，押着总指挥和副总指挥，浩浩荡荡地回城。
城里的“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大联合，形成了一些大的派别，这些派别不断地举办大游行、讲演会、批斗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半边天。白长山对这些不感兴趣，一心记挂着方子衿母女。他第一时间赶到单位，问管收发的师傅，大爷，有我的信吗？回答是没有。他奇怪了，说怎么会没有？收发师傅误会了，说，白队长你咋这样说，难道我贪污了你的信不成？白长山没有应答，已经转过身，机械地走开了。
形势急剧变化着。有造反派举行聚会，另一派造反组织便去踩场子，上台与之辩论，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酿成流血事件。省里下令逮捕肇事者，并且宣布支持其中一派，另一派是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可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这一派，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武斗迅速升级，部队以及公安的武器库被抢占，枪声此起彼伏，让那个夏天和秋天异常火暴。
看着外面的乱劲，白长山的脑中浮动着一种形象，那些被批斗的人之中，就有方子衿，她的女儿方梦白睁着一双惊恐绝望的眼睛，站在围观的人群之中。他感到异常心痛和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