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倘不这样，人生可真要无聊透顶，无话可说了。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贵起来；自己的「区区佥事」，又因为「妄有主张」（3），被章士钊先生革掉了。向来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来夫的话来说，是「没有花，没有诗」（4），就只有百物昂贵。然而也还是「妄有主张」，没法回头；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5）上所艷称的「閒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藉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註疏和理论去。然而，惜哉，没有这样的好妹子；「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
连有一个那样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灵均（6）。我的终于「妄有主张」，或者也许是无可推託之故罢。然而这关係非同小可，将来怕要遭殃了，因为我知道，得罪人是要得到报应的。
话要回到释迦先生的教训去了，据说：活在人间，还不如下地狱的稳妥。做人有「作」就是动作（＝造孽），下地狱却只有「报」（＝报应）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狱的原因，而下地狱倒是出地狱的起点。这样说来，实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尚，但这自然也只限于「有根」（7）（据说，这是「一句天津话」）的大人物，我却不大相信这一类鬼画符。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里，枯燥当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态，除了百物昂贵之外，究竟还是五花八门，创造艺术的也有，製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缘故，也就是人们总还要奔凑聚集的缘故。可惜的是只有一些小玩意，老实一点的朋友就难于给自己竖起一桿辞严义正的军旗来。
我一向以为下地狱的事，待死后再对付，只有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于是便不免于有时得罪人，有时则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但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当然要受报，那也只好准备着，因为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的是更不能竖起辞严义正的军旗来的。其实，这里也何尝没有国家大事的消息呢，「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呀，「国军一致拥段」（8）哪，有些报纸上都用了头号字煌煌地排印着，可以刺得人们头昏，但于我却都没有什么鸟趣味。人的眼界之狭是不大有药可救的，我近来觉得有趣的倒要算看见那在德国手格盗匪若干人，在北京率领三河县老妈子一大队的武士刘百昭校长居然做骈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了；而且「百昭海邦求学，教部备员，多艺之誉愧不如人，审美之情差堪自信」，还是一位文武全才，我先前实在没有料想到。（9）第二，就是去年肯管閒事的「学者」，今年不管閒事了，在年底结清帐目的办法，原来不止是掌柜之于流水簿，也可以适用于「正人君子」的行为的。或者，「阿哥！」这一声叫，正在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间十二点钟罢。
但是，这些趣味，剎那间也即消失了，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的变动，也诚然是可恨。我想，照着境遇，思想言行当然要迁移，一迁移，当然会有所以迁移的道理。况且世界上的国庆很不少，古今中外名流尤其多，他们的军旗，是全都早经竖定了的。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10）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11）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12）白朗宁夫妇（13）岂不是讲恋爱的模范么，勖本华尔和尼采（14）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归根结蒂，如果杨荫榆或章士钊可以比附到犹太人特莱孚斯去，则他的篾片就可以等于左拉等辈了。这个时候，可怜的左拉要被中国人背出来；幸而杨荫榆或章士钊是否等于特莱孚斯，也还是一个大疑问。（15）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的坏人（如水平线下的文人和学棍学匪之类（16）），似乎将来要大吃其苦了，虽然也许要在身后，像下地狱一般。但是，深谋远虑的人，总还以从此小心，不要多说为稳妥。你以为「閒话先生」真是不管閒事了么？并不然的。据说他是要「到那天这班出锋头的人们脱尽了锐气的日子，我们这位閒话先生正在从容的从事他那『完工的拂拭』（Thefinishingtouch），笑吟吟的擎着他那枝从铁槓磨成的绣针，讽刺我们情急是多么不经济的一个态度，反面说只有无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凭证」。（17）（《晨报副刊》一四二三）
后出者胜于前者，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堕落的民族。即以衣服而论，也是由裸体而用会阴带或围裙，于是有衣裳，衮冕。我们将来的天才却特异的，别人系了围裙狂跳时，他却躲在绣房里刺绣，——不，磨绣针。待到别人的围裙全数破旧，他却穿了绣花衫子站出来了。大家只好说道「阿！」可怜的性急的野蛮人，竟连围裙也不知道换一条，怪不得锐气终于脱尽；脱尽犹可，还要看那「笑吟吟」的「讽刺」的「天才」脸哩，这实在是对于灵魂的鞭责，虽说还在辽远的将来。
还有更可怕的，是我们风闻二○二五年一到，陶孟和教授要发表一部着作。内容如何，只有百年后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