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理由，是很明白的；因为那时候日本还没有地震，厨川君也还没有死，这篇名字，已经出现过而且发表的了。依我的愚见，这篇东西，是厨川君的未定稿，大约是靠底住的；厨川君先前有了《创作论》和《鑑赏论》，又已发表过，给他定下了名字，叫作《苦闷的象征》。后来《文艺上的几个根本问题的考察》，《文艺的起源》，又先后的做成功了。或者也已发表过，这在熟于日本文坛事实的，自然知道，又把它摒集在一块去。也许厨川君若没有死，还有第五第六的几篇东西，也说不定呢！
但是不幸厨川君是死了，而且是死于地震的了；他的友人，就把他这一包劫后的遗稿，已经命名过的，——《苦闷的象征》，——发表出来，这个名字，不是他的友人——编者——所臆定的，是厨川君自己定下的；这个假定，大约不至有了不对了罢。
以上几则，是我的未曾作准的见解，先生看见了它，可以给我个明白而且彻底的指导么？
先生，我就在这里止住了罢？
王铸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三日《京报副刊》。《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着。鲁迅的译本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由新潮社印行，为《未名丛刊》之一。同年十月《晨报副刊》曾断续地连载其中的前两篇。
（２）王铸即王淑明，安徽无为人。当时在家乡读书。（３）厨川氏即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日本文艺评论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着作除《苦闷的象征》外，还有《出了象牙之塔》、《文艺思潮论》等。
（４）指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上午十一时，厨川白村于这次地震中遇难。
（５）山本修二（１８９４—１９７６）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京都大学教授。当时是厨川白村纪念委员会的负责人。（６）指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晨报副刊》。
（７）《改造》日本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四月创刊于东京，改造社印行，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８）《学灯》《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
（９）丰子恺（１８９８—１９７５）浙江桐乡人，美术家、散文家。作品有《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等。他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一九二五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０）《东方杂誌》综合性杂誌。一九○四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初为月刊，一九二○年第十七捲起改半月刊，至一九四八年第四十四卷又改为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出四十四卷。仲云所译《文艺上几个根本问题的考察》载于该刊第二十一卷第二十号（一九二四年十月）。仲云，即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堕落为汉jian。 开封女师范的几个学生被jian致命的事情，各报上已经登载了。而开封教育界对于此毫无一点表示，大概为的是她们真该死吧！
她们的校长钦定的规则，是在平常不准她们出校门一步；到星期日与纪念日也只许她们出门两点钟。她们要是恪守规则，在闷的时候就该在校内大仙楼上凭览一会，到后操场内散散步，谁教她们出门？即令出门了，去商场买东西是可以的，去朋友家瞧一瞧是可以的，是谁教她们去那荒无人迹的地方游铁塔？铁塔虽则是极有名的古蹟，只可让那督军省长去凭览，只可让名人学士去题名；说得低些，只让那些男学生们去顶上大呼小叫，她们女人那有游览的资格？以无资格去游的人，而竟去游，实属僭行非分，岂不该死？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她们虽非为吃饭而失节，其失节则一，也是该死的！她们不幸遭到丘八的凌辱，即不啻她们的囱门上打上了「该死」的印子。回到学校，她们的师长，也许在表面上表示可怜的样子，而他们的内眼中便不断头的映着那「该死」的影子，她们的同学也许规劝她们别生气，而在背后未必不议着她们「该死」。设若她们不死，父母就许不以为女，丈夫就许不以为妻，仆婢就许不以为主；一切，一切的人，就许不以为人。她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抬头一看，是「该死」，低头一想，是「该死」。「该死」的空气使她们不能出气，她们打算好了，唯有一死干净，唯有一死方可涤滤耻辱。所以，所以，就用那涩硬的绳子束在她们那柔软的脖颈上，结果了她们的性命。当她们的舌头伸出，眼睛僵硬，呼吸断绝时，社会的群众便鼓掌大呼曰，「好，好！巾帼丈夫！」
可怜的她们竟死了！而她们是「该死」的！但不有丘八，她们怎能死？她们一死，倒落巾帼好汉。是她们的名节，原是丘八们成就的。那么，校长先生就可特别向丘八们行三鞠躬礼了，那还有为死者雪耻涤辱的勇气呢？校长先生呵！我们的话都气得说不出了，你也扭着你那两缕鬍子想一想么？你以前在学校中所读过的教育书上，就是满印着「吃人，吃人，」「该死，该死，」么？或者你所学的只有「保饭碗」的方子么？不然，你为什么不把这项事情宣诸全国，激起舆论，攻击军阀，而为死者鸣冤呢？想必是为的她们该死吧！
末了，我要问河南的掌兵权的人。禹县的人民，被你们的兵士所焚掠，屠杀，你们推到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