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德国
德国的态度对于希腊至关重要。
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以及强势分子，德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恢復不错，成为支撑欧元区的重要力量。其总理默克尔在2011年拯救欧元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默克尔和现在一样面临希腊是否退欧的局面，强硬者认为可以接受，因为希腊留下来代价很大，而另一边则觉得未知风险可能大。在确定的代价与不确定的风险之间，核物理博士出身的默克尔选择了支持希腊留下，这代表了一种理性的政策权衡。
事到如今，希腊2015年再次选举，希腊国内的极端左派上台，这与德国国内的强硬派形成了直接衝突。这对于欧洲以及世界来说，不仅是一个坏消息，更是一个趋势性的警示：当经济问题在经济上无法妥善解决时，政治主流就会遭遇民众质疑，这也给予极端派可乘之机。历史并非没有先例，想想大萧条的灾难以及随后纳粹德国的兴起吧。
剑拔弩张之下，欧元区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从经济蔓延到政治，默克尔和希腊的对决成为下一个爆发点。在2011年到2012年第一次希腊危机中，物理学家出身的默克尔最终选择希腊留在欧元区。一方面，这使得欧元区继续存在，甚至在2013年到2014年欧洲洋溢最多的是“欧元得救”的乐观情绪;另一方面，希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欧洲救援方案的苛刻使得希腊人民最终忍无可忍，不仅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中极端派的政治力量也在成长，欧元区的离心力开始骤然增加。
德国的立场不仅决定希腊的方向，也决定了欧洲债务危机的走势。德国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在替欧债危机埋单，但事实总有两面性。一方面，正是欧元区的成立助推了德国的繁荣，因为德国在一体化的欧元区内相当于获得一次性货币低估，其竞争力得到加强与扩大。在欧元区的广大市场支撑之下，德国得以避免了日本和美国的空心化，成为发达国家中製造业立国的一个特例。另一方面，如果欧元区解体，德国的出口将遭遇打击，其製造业的未来也将岌岌可危。而德国强硬派的做法，其实也激起希腊之外国家的一些反对声音，除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声音，德国退出的声音也出现了，这是欧元区离心力的情绪反应。
汇丰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Stephen King)曾经将以德国为中心的欧元区形容为“地心说系统”，当外围国家经济活动疲软，甚至经济活动已经迅速萎缩时，位于欧元区托勒密中心的德国，仍继续维持低利率以及正常财政水平。换言之，过去的欧元体系确实存在不合理性，除了外围国家的过度举债，也有德国等核心国家汇率低估又恪守低物价带来的危害。
债权人vs债务人
抛开国别斗争以及党派利益，希腊退欧的事件，其实不仅仅是德国和希腊的斗争，更是一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恆久斗争，是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的斗争，也是国家内部的贫富之争。
如果理解欧元区分歧是贫富差距在国家层面的体现，希腊的诸多表现也并非不可理解。国家债务总是被认为可靠，其实国家在过去数百年中的信用记录也不怎么好，主权债务问题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会风波再起，这在美国经济学家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的系列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不少例子。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战斗无休无止。面对纷争，在统一欧洲的梦想之下，欧元区过去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拖延。这一次，危机可以再次拖延吗?如今，希腊被丑化为赖帐者，而德国的形象变为催命者，这种对契约带有道德化的简单解读，并不利于希腊现实问题的解决。
我引用开篇莎士比亚的名篇《威尼斯商人》的片段，就是揭示一个或许令人不快的现实，大家通常认为夏洛克贪得无厌，但是，事实上他的索债要求非常合理;反观今日，希腊遭到千夫所指，但是反过来说，难道债权人对于坏帐就没有责任，难道不应该对于过度放贷做出检讨?
情绪之外，仍需理性。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流行，金融全球化升温，使得国家之间贫富分化愈加明显，但是二者之间谁为因果难以断言，是因为没有全面拥抱全球化而导致增长停滞，还是因为拥抱全球化过度导致竞争力受到损害——从更务实的角度而言，二者都有可能，面对危机，最不需要的就是将经济政策过度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
有序退出还是拖延留下
早在2011年第一次希腊危机期间，不少学者已经觉得希腊状况难以维持，但是欧元区的政治力量最终使得希腊得以拖延。费尔德斯坦早就断言希腊难有活路，2011年希腊政府负债相当于GDP的150%，经济陷入崩溃，政府更是常年存在赤字。那么，希腊的出路其实就是主权债务危机国家惯常的选择，那就是违约同时贬值。
这代表了典型经济学的思路，简单直接，切中要害，可以说清晰正确，但是现实之中总有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考量。希腊最近几年持续紧缩，但紧缩并未带来增长，这也导致债务阴霾愈加严重，2014年底希腊公共债务达到了其GDP的178%，标准普尔2015年2月将长期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B”下调至“B–”，且还可能进一步调低。标普强调，希腊流动性不足决定了希腊新政府没有宽裕的时间来同债权人就融资方案达成协议。
如今希腊债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