癥结在于，如果希腊这样退出，将在国际市场中期内无法恢復信用。希腊主要借外债，其债主不少是德国与法国的银行。希腊违约，对债主会造成重大影响，引发国外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对于希腊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违约的猜测。如果义大利与西班牙也步入这一黑色链条，整个欧洲金融市场即使不会崩溃，也会陷入艰难的清算。
上述情况还是假定希腊有序违约，如果希腊以及其他国家无序违约，那么更是一场噩梦，其后果将是N个“雷曼兄弟”倒闭的衝击。也正因此，欧元区的最好出路在于两条，要么彻底对希腊债务达成一致，希腊留在欧元区，整个欧元区来消化这些债务;要么就是希腊退出欧元区，但是是以有序的方式退出，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也可以回来，这就要求欧元区有明确的退出以及加入机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退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是重拾竞争力的机会。
这是欧元区历史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但是具体落实与操作仍旧需要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如投资家索罗斯等人就多次提议，在欧元区建立共同财政机构。此时此刻，欧洲央行的作用应该得到加强。
欧洲的危机与机遇
从经济上看，希腊在2008年之后的紧缩其实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经济增长仍旧低迷，债务比例还是居高不下。从政治上看，希腊极左派与德国强硬派的碰撞一触即发，而且欧洲各国各种极端理念也在滋长，对于欧洲主流政治形成挑战。
观察家吉迪恩·拉赫曼曾总结2015年欧洲陷入三大危机，对外是好战的俄罗斯和混乱的中东，对内则是欧盟政治、经济和外交紧张与日俱增，“欧盟大部分国家出现经济低迷，促进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主义者日益壮大带来的不安全感，受到中东衝突溢出效应(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大规模非法移民)的进一步推动。在希腊和义大利等国，来自(或经由)中东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强化了社会危机氛围，使得移民问题几乎与紧缩政策一样备受争议”。三大危机本来是独立存在的，随着局势恶化，三者很可能交织助长，不乏有人将其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