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爆发金融危机，银行体系的损失首当其衝，危机救赎成本往往与银行业规模关係紧密。以日本为例，20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倒闭带来的损失不得不全部由纳税人承担，损失总额超过当年GDP的四分之一。中国银行业规模庞大，犹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不少银行更是跻身世界前列。按照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FT(《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刘利刚博士在陆家嘴论坛的发言，目前中国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超过250%左右，或许已是银行资产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这意味着，一旦中国发生金融危机，其损失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回到开始的问题，中国离金融危机有多远呢?金融危机看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依赖大力改革倖免于难，2008年金融危机中又依赖投资一枝独秀;但金融危机是现代经济的状态之一，很难说任何一个经济体对金融危机完全免疫。中国实体经济的痼疾，仍旧需要依赖更为彻底的结构性改革，这註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什么是正确的政策路径?正如我多次谈过的，改变中国依赖投资的路径，必然涉及对中国传统地方竞争模式的修正。从这个意义去解读，也许要求更大的政治意愿，更符合经济逻辑。
信託危机背后的银行危机
“钱荒”背后，是中国金融运行的紧绷状态。其中一个主要的玩家，正是万众瞩目的信託业。由于其近年来的极速发展，众多风险累积，关于信託违约的警报也一再响起。
马年春节期间微信红包欢乐传递之际，整个中国信託业却笼罩在刚性兑付是否打破的阴影中，对比之下，这似乎又是一个新兴行业改造旧有行业的鲜明象征。虽然最终中诚信託旗下“诚至金开1号”信託计划以和解告终，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定类似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比如吉林信託。
2014年註定不易，伴随着第二、三季度信託偿付高峰的到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信託违约，而是何时何地及波及多广的问题。一个“金开1号”尚可兜底，但一旦个体风险蔓延到全局，后果则令人害怕。
信託为什么那么重要?分业监管格局之下，有着多种经营牌照的信託在中国有其特殊地位，可以连接证券、信託、房地产、资产管理等不同通道，甚至有着“金融百货公司”之称。也正因为如此，信託业的兴衰成败也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总是走不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几乎每隔五六年就兴起一轮乱象与整治。
最近几年，这一情况又因为宏观形势变化而日趋严重：一方面是投资大跃进之后，中国国内广义货币量倍增，诸多资金急寻出路;另一方面则是长期金融抑制之下的投资渠道阻塞，房地产等行业呈现出极大的现金饥渴。信託热应运而生，成为居民、银行、房地产等行业之间的媒介。
于是，信託几乎成为中国槓桿率最高的行业之一，近些年信託增资扩股的消息也不绝于耳。据相关数据统计，45家信託公司2013年共实现总收入662.63亿元，同比增幅为23.91%。更令人惊奇的是，信託管理的资产在2013年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而2007年信託业管理资产规模尚不过4 000亿元。
信託的资产膨胀，引发业界对于影子银行监管乃至“广信破产”往事的追溯与担忧，监管机构的各类文件也多次出台。不过平心而论，今天信託业的问题与过去并不相同。20世纪90年代末整顿信託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实现证券业和信託业的分离，当时信託业的主要风险来自证券业务，而今天信託业的风险更多源于银行业务。
换而言之，信託的风险是檯面上的风险，银行系统的风险则更应该警惕。无论是新兴的网际网路金融，还是信託这样的传统金融，二者看起来截然不同，但连接点都在银行，生意与资金来源都脱不开与银行的紧密关係，甚至，不少资金在兜兜转转之后，再度回到银行体系。坊间更为形象的说法是信託只不过是为银行打工的小弟，银行限于监管、不便出面做的业务，借信託的通道，换一种方式来做，本质上仍旧是银行在做生意，只不过放信託进来分一杯羮而已。事实上，差点违约的“诚至金开1号”信託计划中，银行收取的费用数倍于信託收取的费用。从这个角度而言，还是那句老话，所谓影子银行，在中国只不过是银行的影子。
而从金融危机的历史来看，银行危机往往是最为致命的一环。对于中国这样奉行主银行体制的国家，银行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足9万亿的时候，中国公众已经承担剥离上万亿四大国有银行坏帐的成本。十多年过去，表面上看，中国银行业已经今非昔比，纵然不良贷款余额有所上升，但不良贷款率仍旧低于1%。如果动态估算，一旦信託等影子银行业务出现兑付危机，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将面临巨大压力。
抛开金融创新、民营银行、网际网路金融等光鲜概念吧，被视为“网际网路时代的恐龙”的商业银行仍旧是决定中国金融前景的关键因素。如何避免信託业的风险蔓延到银行业，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而目前刚性的监管框架，并不足以应对可能失控的局面，流动性松或紧也并非考核监管有效的标尺，值得追问的是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