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比别人多一些谨慎，选择自己的追求，所有的人也许基本上都回去做学生和观察家，因为无疑是它们的本质和归宿让所有的人觉得有意思。为我们自己或者子孙积累财富，寻找家庭或者国家，或者甚至沽名钓誉，我们是凡夫俗子；但是，在对待真理时，我们是不朽神灵，不必害怕变化和事故。最古老的埃及和印度的哲学家，从神性的雕像上撑起了一角纱帐，而我仰视着，感觉到如同哲学家当初撑起纱帐那样的一种新鲜的光荣，因为当初是我在他的身体里表现得那么勇敢，而现在是他在我的体内仰视那个纱帐。雕像的纱袍上没有灰尘；因为神性显灵，时间没有留下痕迹。我们真正改进的那种时间，或者可以改进的时间，是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的。
我的住处比起一所大学，更讨人喜欢，不仅有利于思想，也有利于认真地阅读。尽管我置身于一般流通图书馆的区域之外，但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受到在全世界流通的图书的影响，这些书里的文字最早是写在树皮上，现在一次又一次地抄写在亚麻纸上。诗人米尔·卡玛·乌丁·马斯特说：“安坐下来，驰骋精神世界的领域；我在书中得到了这种好处。饮一杯美酒，陶醉其中；我喝下深奥的教义的美酒时，我体验到了这种愉悦。”我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放在桌子上过了一个夏天，尽管我只是抽空看上几页。一开始，我的手头要干的活儿一件接一件，因为我要把我的房子盖起来，同时要把豆子锄了，这使得学习退居其次。我在劳动的间歇中读了一两本浅显的旅行的书，读这种书却让我感到脸红，我问自己我这时到底住在哪里。
学生可以阅读希腊文的荷马和埃斯库罗斯[1]的作品，不会有放荡和奢侈的危险，因为这样的阅读会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他们的英雄，把他们早上的大好时光用来读他们的书页。这些写英雄的书籍，即使用我们的母语印制出来，在世风日下的时代也会变成一种死的文字；我们必须孜孜不倦地把每个词儿每句话的意思搞清楚，用我们具备的智慧、幻想和气量推断出比一般使用限制更广大的意义。现代廉价而多产的印刷业，出版了那么多翻译作品，却一点没有做到让我们更接近那些古代的英雄作家。他们看样子依然寂寞，他们的被印制出来的文字与以往一样稀奇古怪。阅读他们的原著值得花费年轻的岁月和珍贵的时光，哪怕你只学会了一种古代语言的只言片语，因为它们是从街头日常生活里提炼出来的，具有永久的提示和煽动力。农夫听见过几个拉丁字便牢记在心，反复使用，并非白费唾沫。人们有时候说，仿佛学习古典作品最终会为更现代更实用的学习让路；但是，富有进取心的学生将会永远学习古典作品，不管它们是用什么语言写出来的，也不管它们如何古老。古典作品除了记录最高贵的人的思想，还能记录什么呢？它们是惟一没有腐朽的神喻，对大多数现代的询问都有那么精确的解答，这是连特尔斐[2]和多多那[3]这样的圣地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们也许连大自然都不屑学习了，因为大自然是老而又老了。择良而读，就是说，要读货真价实的书籍，具有真正的精神，是一种高贵的练习，这种练习将会花费读者的精力，是今日的各种习惯尊崇的任何练习都无法比拟的。这要求严格的练习，如同运动员所经受的训练那样，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几乎需要一辈子都用心用意，坚持不懈。书本必须仔细地阅读，含蓄地阅读，因为它们就是仔细地含蓄地写出来的。书本写作所用的那种民族语言，你光能讲还不很够，因为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有一种不可忽略的差异，前一种是听的语言，后一种是看的语言。前一种往往变化无常，用声音，用舌头，体现方言特征，差不多都是野腔野调，我们无意中学会了说话，像野兽一样，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后一种语言呢，是口语的成熟阶段和经验总结；如果前一种是我们的母语，那么后一种是我们的父语，一种保留下来经过筛选的表达，含义十分深刻，听懂不容易，为了说得出来我们必须再出生一次。在中世纪，很多人只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却由于出身的偶然性而没有资格读天才们用这两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是用他们所认识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的，而是用精练的文学语言写成的。他们没有学会希腊和罗马更加贵族化的方言，可这些书写出来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却是浪费纸张。但是，到了欧洲几个国家用他们自己的粗俗语言取得明显成就，足以满足他们新崛起的文学的各种目的时，最初的学问复兴了，学者们能够从遥远的时代鉴别古时候的宝藏了。罗马和希腊的大众不能听懂的东西，少量学者读了几个世纪之后，仍然只是少数几个学者在读它。
不管我们多么赞赏演说家在特定场合爆发出来的雄辩，但是最高贵的书面语往往还是远远地躲在或者高踞变化无常的口语之后或者之上，如同布满星星的天空隐蔽在云团的后面。星星就在那里，凡是能看见它们的人就可以读它们。天文学家总是在评说它们，观察它们。它们不是一口口呼出的气体，不像我们每天的闲言碎语，出气呼气。在演讲台上的所谓雄辩，在学习过程中就是一般的修辞。演说家面对多变的场合会激发出灵感来，向他面前的听众宣讲，向那些能够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