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出来的基因编码申请专利，进而牟取暴利。例如，犹他州的麦利亚德（Myriad）获得了BRCA1和BRCA2两种基因的专利，并开发了一项基因测试技术来检测这两种基因的携带者。这项检测十分有价值，因为携带这些基因的女性罹患乳腺癌的概率很高。麦利亚德开始漫天要价，诊断费用从2500美元涨到4000美元，后者相当于整个基因组测序的成本。高昂的价格超出了很多人的承受范围，但麦利亚德的诊断不仅价格昂贵，其检测技术也和其他所有测试技术一样并不完美。与此同时，耶鲁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号称结果更准确的检测技术，他们愿意以低廉的价格向公众提供基因诊断服务。而作为该专利的“拥有者”，麦利亚德却不愿意他们这么做。它之所以拒绝，并非仅仅因为利润受到损失，更是因为它需要数据。幸运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圆满的。分子病理学协会起诉了麦利亚德，协会认为天然的基因是不应该获得专利保护的。2013年6月13日，在一次历史性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做出裁决，否决了麦利亚德的基因专利。[7]自那以后，基因诊断检测的价格下降了，而且质量上升了。这个例子将专利对技术创新产生的负面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为了摸清客户的偏好，以便于榨干每个客户的最大价值，企业必须掌握大量数据，这意味人们会丧失个人隐私。虽然有些人会认为，只要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有没有隐私其实没什么关系，但这种想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收集了大量关于他人数据的人（或者组织）都有可能将部分信息泄露出去，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将受到威胁。如今，大数据及信息技术的进步可以让企业和政府轻松地构建一个巨大的电子档案库。
有些人对此感到庆幸，因为美国的大数据技术掌握在像谷歌、Facebook或亚马逊这样的私人企业手中，而非政府。我并不认为这是件好事，一旦考虑到网络安全的问题，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就变得十分模糊。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告诉人们，美国政府已经掌握了大量个人的信息，而且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轻易获取任何私人企业拥有的数据。[8]此外，有关Facebook收集大量客户数据的意图、它将部分数据披露给其他机构的举动（如剑桥分析企业），以及它为保护数据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是否到位）——这一切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关注个人隐私。在这个时代，隐私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拥有大数据技术的企业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作为它的狩猎对象，大多数消费者似乎对此无知无觉。
这种科技强权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人们已经注意到像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这样的信息巨头会通过信息优势来巩固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排挤竞争对手，并将自己的市场势力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由于这些企业在数据上占据绝对优势，竞争对手几乎没有进入市场的空间。经济理论和过去的历史告诉人们，“老牌”垄断者缺乏创新的动力，它们更乐于巩固和拓展自己的市场势力，而不会耗费精力研究如何更好地为他人服务。[9]
规范数据及其用途
如果大量数据被掌握在少数企业手中，由此而来的市场势力、个人隐私和安全问题将会引发社会动荡。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政府可以采取行动的空间其实很大，如更合理地分配数据的所有权，规范数据的用途。[10]
欧洲已经开始进行类似的尝试。[11]有些科技巨头企业抱怨说，欧洲官员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他们“反美”。这样的解读当然是错误的。欧洲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欧洲的法律要求政府维持市场的竞争性，而且整个欧洲对个人隐私是极为看重的。美国在这方面一直落于下风，至少有部分原因在于科技巨头的政治影响力。[12]
关于要如何限制科技巨头的垄断权力和对权力的滥用，有一种主张是将私人数据的所有权直接赋予个人。这意味着企业如果想使用这部分私人数据，必须向数据的所有者支付一定费用，而数据所有者也可以拒绝企业的请求，以免企业通过获取数据对自己进行剥削。而这也意味着，至少数据价值其中的一部分归个人所有，而非科技企业。欧洲已经开始试水类似的措施，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个人掌握私人数据的权力，如谷歌必须要获得客户明确的同意才能使用其数据。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则支持另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自己决定。因此，一些互联网企业提出，如果客户允许它们使用数据，互联网企业将对这些客户提供一小部分折扣，而大多数客户也欣然支持这项提议。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曾向我吹嘘他能够以多么低廉的价格获得如此有价值的数据，并最终成功地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大笔财富。
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说：顺其自然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决定别人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数据。但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我们会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对个人的选择加以约束。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严令禁止个人做出即便是只会对自己产生危害的行为，如参与传销或出售器官。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个人数据的使用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人的数据与其他人的数据相结合时，将会创造出更有利于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