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中，我已经着重强调过市场势力正在侵蚀美国经济的多个部门，而且市场势力的扩张可能会导致经济效益降低，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剧。而这些问题和其所导致的结果在高科技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原因我在本书第3章已解释过了。
大数据技术让像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一样的科技巨头掌握了大量客户的资料，而人工智能则进一步扩大了它们的市场势力。只要这些企业继续维持数据垄断，那么它们将会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客户（它们也没有动机将这些数据共享给其他人）。大数据技术的拥护者认为，企业可以根据收集的数据为客户设计更能满足其需要的产品，并根据每个客户的要求进行定制。他们还认为大数据能够推进医疗保健的发展，为所有人提供量身定制的医疗服务。搜索引擎企业声称它们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更精确地投放广告，因此人们能更方便地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1]以上都是大数据比较积极的一面，然而科技龙头企业也能利用这些数据，以牺牲客户的利益为代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增强自己的市场势力，攫取更多利润。
这些新兴科技巨头所掌握的潜在市场势力要比20世纪初垄断企业所掌握的更加强大和危险。曾经，以Swift、标准石油（Standard Oil）、美国烟草（American Tobacco）、美国制糖（American Sugar refine Company）及美国钢铁（US Steel）等为首的垄断企业可以利用其市场势力随意操纵食品、钢铁、烟草、糖和石油的价格。然而，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提高商品价格这么简单了。
Facebook可以通过改变算法来左右客户看到的信息，市场势力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一种新的算法可能会导致某个媒体迅速衰落，也可能创造（甚至最终终结）一种新的、受众更加广泛的传媒渠道（如Facebook Live）。
由于这些科技巨头的市场势力过于庞大，竞争监管机构必须对此采取措施，传统的反垄断手段已经不足以应付现状，对于这些致力于拓展市场势力的龙头企业，政府必须跟上它们“创新”的步伐。比如，就像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的，美国是时候考虑将WhatsApp和Instagram从Facebook中分离出来了。同时，美国也要限制利益冲突的范围，如限制谷歌的在线商店在与那些在其平台上做广告的商家竞争时爆发的利益冲突。
美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对高新技术的管理，如限制数据的访问和使用权限。接下来，我将分享一些可供参考的想法。
大数据与客户定位
由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采集了消费者的偏好信息及愿意支付的价格，企业被赋予了价格歧视的权力，它们可以向那些对产品价值评价更高的消费者或选择空间较小的消费者收取更多费用。[2]价格歧视不仅有失公允，也给经济的运转效率拖了后腿，因为标准经济理论是建立在无歧视性定价的基础上的。[3]对于同一件商品，每个人所支付的价格应该是相同的，但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可以令不同的人支付不同的价格。
因此，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高科技企业分了更大一杯羹，而社会其余成员（如普通消费者）的处境却更加艰难。例如，史泰博（Staples）已经被证明可以得知居住在特定邮政编码区域的居民附近是否有与其类型相同的商店，如果该地区没有的话，史泰博就可以对网上订单收取更高的费用。[4]保险企业也同样知道客户的邮政编码，并且会根据邮政编码收取不同的保费。
它们不仅根据客户的邮政编码收取不同的费用，更是利用市场势力榨取更多利益。事实上，像上述这样通过邮政编码区别定价的案例主要针对的是少数族裔，因此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已经被证明是施行种族歧视的新道具。
21世纪的数字经济扩大了企业对目标消费群体的影响力，[5]使它们可以轻易地找到消费者的弱点。例如，人工智能可以辨别出容易对赌博上瘾的人，人们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组织蛊惑去拉斯维加斯或者就近的赌场（赌博）。正如社会学家泽内普·图费克奇反复强调的那样，人工智能可以利用人们对诸如新鞋、手提包或者海滨旅行等非理性的渴望，向消费者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导致人们大肆挥霍金钱，使感性的自我压倒理性的自我。[6]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在他的研究中描述了人们内心中感性自我和理性自我斗争的过程。新技术放大了人类软弱的一面，而更让人担心的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企业近乎完美地洞察人类的弱点，并据此调整未来的战略方向，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利益最大化。
大数据在很多科研领域中也十分有价值。一家基因企业收集的数据越多，它就越有能力分析一个人的DNA，并检测出某些特定基因序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倾向于尽可能多地收集个人数据，拒绝将这些数据分享给其他人。从下面一则故事中可以看出，在企业追求利润的过程中，生命的凋亡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附带损害。“人类基因组计划”始于1990年，是一个致力于破译人类基因序列的伟大国际工程。该工程于2003年圆满结束。但是一些私人企业意识到，如果它们能走在这个项目的前面，就可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