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或者什么东西一直在哪里；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即兴创作一支歌、一首诗、一段舞、一幅画、一出戏或一场游戏，而无须事先筹划准备。
正是在这种孩子般的感觉中，我的实验对象才具有创造力。由于我的研究对象都是五六十岁的人，而不是儿童，所以，为了避免误解，不妨这样说，他们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保留或恢复了儿童的天真，即他们不会墨守成规，或者说，他们都是“开放性的”，很主动，很容易表达自己。如果说孩子们是天真的，那么，我的研究对象便进入了桑塔亚纳所说的“第二个天真时代”。他们天真的感知和表达能力与成熟的头脑形成了完美的结合。
无论如何，听起来，似乎我们都是在讨论一个基本的特征，一个人性中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潜力。这种潜力在个体试图适应文化时通常会被埋葬、被抑制，继而会彻底丧失。
与普通人不同的是，我的研究对象还有另一个特点，而这一特点使之更具创造力。自我实现者通常不惧怕未知的、神秘的、莫名其妙的事物。相反，他们对此很感兴趣。换言之，他们会从中挑出难题，认真思考，加以解决。对此，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他们不会忽视未知的东西，不会否认，不会逃避，不会试图让人们相信它是已知的，也不会过早地对其进行区分或归类。他们不执着于熟悉的事物，对真理的追求也不如对必然性、安全性、确定性和秩序的需求那样强烈，就像我们在戈尔茨坦受伤的大脑或强迫症患者身上看到的那样。当客观情况需要时，他们可能会处于无序的、草率的、混乱的、模糊的、可疑的、近似的、不确定的、不精确的或不准确的‘无政府状态’，而这些在科学、艺术或普通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是非常可取的。
“因此，怀疑、犹豫、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决策中止，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折磨，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则可能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刺激挑战，是人生的一个高潮，而不是低潮。”
我曾做过一个观察，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可现在有了眉目，这就是我所描述的自我实现者对二分法的解决方案。简言之，我发现，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许许多多的对立和极性，不能像所有心理学家那样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是直线的、连续的。例如，我遇到的第一个矛盾就是，我无法确定我的研究对象究竟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好好看看我们是如何不知不觉地陷入非此即彼—这个多一点，那个必然少一点—的状态。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不过，迫于事实的压力，我不得不放弃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我的研究对象在某一种意义上是非常无私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非常自私的。二者融合在一起，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一种明智的、动态的统一或结合，非常像弗洛姆在他有关“健康型利己”经典论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我的研究对象把对立面放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把自私和无私视为相互矛盾、相互排斥本身就是人格发展低下的特征。因此，在我的研究对象中，许多其他的二分法也都转化成为统一体。认知与意动（心与脑、愿望与事实）变成了由意动构成的认知，因为本能和理性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责任变成了快乐，快乐与责任融为一体，工作和娱乐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了。当利他主义变成利己的快乐时，利己的享乐主义怎么能与利他主义对立呢？所有这些非常成熟的人也都有着强烈的童心。这些有着最鲜明的个性、最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人同样也是最容易失去自我、最容易超越自我、最容易以问题为中心的人。
但这正是伟大的艺术家所做的事情，他能将不协调的颜色、不一致的形式以及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纳入一个整体；这也是伟大的理论家所做的事情，他能将令人困惑、毫无关联的事实放在一起，让我们明白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治疗师、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父母、伟大的发明家也是如此。他们个个都是整合之人，能够将四分五裂甚至彼此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
我们这里谈论的是整合能力以及人体内在整合能力与外在整合能力之间的反复磨合。创造性是建设性的、统一性的和综合性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内在整合能力。
在我看来，要想弄清其中的原因，多半要追溯到研究对象的品格，即相对无畏。他们显然很少受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似乎不太害怕别人说什么、要求什么或嘲笑什么。他们对其他人的需求很少，因此，对他们的依赖也少，对他们的恐惧和敌意也少。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害怕自己的内心，不害怕自己的冲动、情感和想法。他们比一般人更能接受自我。这种对自己深层自我的认可和接受使之更容易勇敢地感知世界的真实本质，也使他们的行为更具自发性（较少控制、抑制，较少计划、设计）。他们不害怕自己的想法，即便这些想法非常“疯狂”或非常愚蠢。他们不怕被人嘲笑，不怕遭人白眼，可以让自己的情感随意流淌。相比之下，普通人和神经质的人大都会因为内心的恐惧而退缩，因此，他们会控制、抑制、压抑和镇压自我；他们不赞同深层的自我，并期望别人也能和他们一样。
实际上，我所说的是，我的研究对象的创造力似乎是他们更大的整体性和整合性的附带现象，这就是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