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砺波护一从松本高校到京大东洋史开创于1908年的东洋史学教室，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当时，支那哲学与支那文学同属一个研究室。最初的教员有内藤虎次郎（湖南，1866—1934）、桑原骘藏（1871—1931）两位教授，西洋史学出身的矢野仁一（1872—1970）助教授，富冈谦藏（1873—1918）及羽田亨（1882—1955）两位讲师，一共五人，不久还有朝鲜史的今西龙（1875—1931）讲师到任。从支那学派和东洋史学派的视角而言，内藤与富冈二位属于支那学派，其余都属东洋史学派。1914年（大正三年）陈列馆筑成，史学科的全部教官室与研究室搬迁，本学科教室也移至陈列馆楼下。其后，1918年末富冈讲师病逝，1920年2月矢野升为教授，确立了三讲座制。这以后，本教室的历史学学风要比支那学的综合学风更为浓厚。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后来常被视为内藤史学后继者的宫崎市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时，东洋史学教室的状况大致如此。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8月20日，宫崎出生于长野县东北地区千曲川左岸、下水内郡秋津村（现在的饭山市）的静间，是宫崎市藏与悦的次子。秋津村与作为岛崎藤村小说《破戒》背景的饭山町相邻。市藏是长野师范学校本科的第一届毕业生，在饭山小学校当老师。宫崎市定曾就读于家乡的秋津小学、县立饭山中学，1919年9月成为刚设立的松本高等学校文科的高一学生。初高中时期，他极热衷于作和歌，因岛崎藤村之故，起了宫崎藤仙或东川的笔名。在松本高中，与几位同级生发行过油印版同人志。父亲市藏曾给《阿罗罗木》投稿，被岛木赤彦选中刊登，受此影响，宫崎市定的和歌也被赤彦选中，刊载于该杂志。这一时期，他勤奋作诗，为成为文章好手打下了基础，即使是写厚重的学术论文，也可以让一般读者轻松阅读。新设的松本高中没有法语课，下课后，他与几位友人去天主教堂跟塞斯林（lin）神父学习法文，这对他后来起了很大作用。松本高中的后辈中还有曾我部静雄与仁井田升，日后都是研究中国的学者。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宫崎自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他高中时订阅《东方时论》，对三宅雪岭之婿中野正刚的论说产生了共鸣，立志要当政治家，后来转变方向去了京都，考入文学部攻读东洋史，据说是受到1919年毕业于京大地理学的浅若晁的劝说。在他年逾九十之际所著的《宫崎市定全集》第五卷《史记》的自跋中，有这样一段饱含感激的回忆：我改变志愿，去京都大学文学部，是因受到京大地理学教授浅若晁先生的大力怂恿。“去了京大，要跟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了不起的先生学习。”他的语气好像是后悔选择了地理学。最后告别时，先生对我说：“治东洋史，《史记》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书籍，是要预先买了看的一本好书。”他几乎要用热切的语气说，想跟我一起读《史记》。他说去了京大东洋史，绝对不会失望。而如此充满自信的劝说，我之前从来不曾遇见过，之后也没有。仿佛先生同时让我对我的将来树立了百分之百的自信。宫崎在京都的宿舍，也在浅若的住处。专攻东洋史的宫崎，除了拜入内藤虎次郎、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门下，还师从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君山，1868—1947）。东洋史以外的文学部各学科，比如波多野精一的宗教学、新村出的语言学，以及经济学部河上肇教授等人的课，他都如饥似渴地去听讲。语言方面，他在诗文创作课上多受狩野的指点，还修习了西夏语学者尼古拉·涅夫斯基的俄语课。从松本高中毕业时，他的笔记上有题为《去京都的工作》一篇，二十页自问自答地写满了关于历史、哲学的感想，最后标明“大正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于家中书毕”。笔记中有一项为《塞外民族与支那》，表明了宫崎即将进入大学时的热情。因为对文化悠久的汉民族与北方朴素游牧民族的关系史，宫崎很早就怀有兴趣，便选定“作为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交涉之一个场面的南宋灭亡时期”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受到内藤湖南选定一个人物为焦点来研究的启发，他以蒙古的忽必烈和与之对峙的贾似道为研究对象，很快写完了《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论文一提交，即参加了外务省主办的学生赴中国南部考察团，巡游中国沿海地区。回国后参加论文答辩，提问的除了东洋史的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还有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共五位教授。1925年4月，他的游记《从上海到广东》开始在《京都帝国大学新闻》创刊号上发表，连载四期。毕业后，担当教室副手、在研究者之路前进的宫崎，在指导教授桑原骘藏的指示下，完成了乔治·雅各布所著《东洋在西洋的影响》的选译工作，刊载于史学研究会会刊《史林》。雅各布的论述丝毫不见欧美的优越感，依靠德日辞典翻译此书的日子，对后来的宫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宫崎作为东洋史学者的业绩的评价，九十岁时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宣传册上，《刊行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