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概括可称精彩：宫崎市定先生是我国东洋史学界的巨擘。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所开创的所谓京都东洋史学的学风，由先生继承与发展。因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所以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全部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流史等所有领域。通过这些个别的实证研究，先生对中国史重新系统地加以认识，并将之置入世界史的发展中……先生认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通史才是终极目标。很早就注意到西亚地区历史意义的《亚洲史概说》、以流畅文笔及明快逻辑作支撑的《中国史》等通史杰作，都充分反映了先生学问的此种特质。一位历史学家，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堪称稀有。生于1901年的宫崎的著述活动，始于1925年（大正十四年）的游记《从上海到广东》。最后的文章，是1995年3月出版的笔集《游心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自序，时为《宫崎市定全集》完结后约一年，距他逝世仅两个半月。七十年的著述活动，大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到1945年（昭和二十年）夏日本战败为止的二十年，第二时期是到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自京都大学退休的二十年，第三时期是之后悠然自适、直到去世的三十年。二战败前的二十年这一时期的宫崎，本职是旧制第六高等学校与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接着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助教授，其间不仅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留法两年有余，还置身军籍，为陆军辎重兵少尉，于一·二八事变及二战末期，两度出征。大学毕业的1925年（大正十四年）年末，宫崎进入宇都宫辎重兵第十四大队，为一年志愿兵。兵役结束不久，作为教授往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赴任，两年后的1929年（昭和四年）春，转任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教授。这两次学校任职，皆出于桑原骘藏的关照。次年，在内藤湖南的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与桑原的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上，首次投稿学术论文。一篇是毕业论文一部分的改写，另一篇以宋代王安石新法为题材。是年10月，与松本高中的同学、六高的同僚小西谦教授之妹松枝结婚，次年九月长女一枝降生。1932年（昭和七年）2月末，随着一·二八事变的扩大，作为陆军少尉置身军籍的宫崎，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因为事出突然，无暇购买军刀，遂向地理学的名誉教授小川琢治借取宗正铭的名刀。被任命为第十四大队的军马场场长后，来到上海附近，但因停战协定的签订，仅负责维持治安，三个月后平安返回。撰写毕业论文时，他对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的对立模式很关心，但之后不久便对中国本身的社会与文化抱有兴趣。先是埋头于宋代研究，之后将研究对象移往古代史范畴。这是因为他担任旧制高校教授讲解东洋史概说之际，苦于没有可靠的东洋古代史著作，于是自然转向古代史的研究。1933年（昭和八年），发表了有关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论述《古代支那赋税制度》与关于城郭起源的试论《支那城郭的起源异说》（「支那城郭の起源異説」），得出称为“纸上考古学”的结论，在学界首次指出中国也存在古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又及，宫崎年轻时曾受到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1881—1938）的极高瞩望。宫崎的古代史研究法，同时继承了内藤湖南的文献学与师从伦敦大学埃及学者皮特里的滨田耕作的考古学。宫崎首次提出中国古代也存在都市国家的观点，并称这是从纸上考古学得来的结论，滨田也赞赏这是很有趣的内容。当时，在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内藤湖南倡导的文化史影响很大，但无人从事东京大学加藤繁开拓的经济史研究。宫崎怀有弥补空缺的志愿，首先考察了古代的赋税制度，于1934年发表《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晋武帝の戸調式に就て」），将唐代均田制的起源归于晋代占田课田制，并提出追溯至三国魏的屯田制的雄大构想，给学界带来冲击。宫崎的经济史方法很重视制度史的手法，很久以后完成的博士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1943年），也可以说是其经济制度史研究的成果。作为三高教授，除了东洋史，宫崎还讲授西洋史课程，并担任京大文学部的讲师。这期间，1932年起在东洋史教室讲授宋代制度与党争，1933年开始的三年间在地理学教室负责“支那地理书讲读”，对他日后的研究生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1934年（昭和九年）年末，从三高教授转为京大文学部助教授。迎来三十岁后半期的宫崎，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赴法国留学两年整。1936年2月20日，自神户港搭乘箱根丸号，与高浜虚子、横光利一等同船赴法，即将抵达香港时，传来了二·二六事件的消息。到达巴黎后，宫崎进入东洋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不久，收到追加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民国为留学目的国的文件，但当时已发生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已开幕，因此放弃了去中国的计划。留法的两年里，宫崎致力收集卫匡国（ni）1655年刊《中国新地图集》、杜赫德（）1735年刊全四册《中国全图》、1638年刊林斯柯顿（en）著《航海志》、1897年刊诺登斯科德（d）著《航海记》等西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