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再核实。尽管我的身份已经通过扫码确认，但医疗保障措施仍需要我口头重复一遍自己的名字，以防万一。于是，我的名字变成了每一样物质进出我的身体时刺破身体边界的那枚针尖。有时我似乎记得自己是谁，但重复使人麻木。从1到10，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在癌症这种医学化的抽象之下，我勉强排在身体感知和医疗信息系统后面的第三位。
待我在检查室里脱下衣服，换上病服后，护士走进房间，在电脑上登入医院系统。有时我抽过血，护士便给我看化验报告上一项项血液指标的检测结果。这血液中流淌的物质构成每周或多或少会与上周有所不同，这些时高时低的指标决定着我接下来的治疗预期与时长。护士问我身体感觉怎么样，再把我描述的感知录入电脑，在那些早就做好分类、有着医保代码的“症状”前面打钩。
“照护”(care)这项劳动通常薪酬很低，甚至毫无报酬（有时也被称为“再生产劳动”，即每天都在孕育新的自己和他人，使活着的身体不断再生的工作，如喂养、清洁、照料等）。它被许多人看作最没有技术含量、最感性、最依赖直觉的一种工作。“照护”常被理解为一种与爱毗邻的感情和陪伴，而它与量化之间相隔甚远，这距离就如同被照护的病人对痛楚的感知与数据的统计分类之间的隔阂一样。“我在乎你”(I care for you)这句话与肿瘤细胞的分化速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式，前者基于情感，后者基于病理事实。而重大疾病离奇地颠覆了这两者的关系——或者说是阐明了它们的关系。我们那曾经坚实且变幻莫测的身体原本充满了感知与浑浊的兽性，如今就这样草率而又猛烈地屈服于医学抽象的病症。与此同时，照护反而变得鲜明而具体。
接待员、助理、检验技师和护士们不仅需要将我的身体指标录入数据库，同时也需要照护(care for)我。医院里测录尿液的人通过聊天给予我安慰，以减轻治疗带来的痛苦。那些反复核实我名字的医护人员在扫我的条形码、反复查对化疗剂量、再将化疗药物连接到我胸腔端口的同时，也曾在我表现出畏惧时温柔地轻抚我的手臂。抽血的工作人员曾讲笑话给我听。护理工作与数据工作以一种看似不成立的方式共存着——相同之处是它们大多都由女性完成。它们和自古以来所有被认为应由女性完成的工种一样，悄然发生，不被注意。人们往往只在这些工作没有被及时完成时才会察觉，就像一栋脏乱的房子总比干净整洁的房子显眼。维持一个看上去毫不费力的背景基准实则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护理工作和数据工作每天都在安静持续地进行，永无止境。从这个角度看，一个患者的档案或许就像一座住了人的房子，只要人还在，就永远有做不完的活儿。
在我的癌症治疗期间，包括接待员、护工、助理和护士在内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是女性。医生则有男有女，而他们通常只在我的身体到达某些量化的极限时才会出现。医生也会登入电脑系统，但打字不多，有时甚至什么也不录入。当他们的目光扫视屏幕中我身体的最新数据时，我再次想起约翰·多恩的诗句：“他们望诊、听诊，用这种方式羁押我，搜集呈堂证供；我的身体在解剖学意义上被切割得四分五裂、暴露无遗，任由他们观察检查。”
如果说女性职工负责将身体转化成数据，那么医生则是解读和阐释这些数据的人。在此之前，其他人已经将我萃取提炼、分拣归类，我也将自己的感知转换成了信息。医生解读我（或者说解读我的身体）时，实际上是在解读一个通过女性劳动产生的、由信息组成的患者。
大约六十小时后，阿霉素(Adriamycin)将再次从位于我胸腔并连接着颈静脉的化疗港进入我的身体。阿霉素因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附近被发现而得名。它的仿制药名为“多柔比星”(Doxorubicin)，这种药物呈艳丽的鲜红色泽，因此取名自“红宝石”(ruby)一词。我从未去过亚得里亚海，却很想去看看。我喜欢想象这毒药是那片海里的一枚红宝石。不过也有人称它为“红色魔鬼”或是“红色死亡”，所以兴许最合适它的名字是“威尼斯海畔之撒旦死亡宝石”。
给药时，肿瘤科护士要在与同事核实药物后，先穿上一套繁琐的防护服，再亲手缓慢地将阿霉素推进我胸腔的化疗港内。这药一旦流淌在血管之外，将摧毁其他人体组织；它对其他一切人和物都过于危险，因此不适合通过点滴给药。传闻倘若洒溅，它甚至会融化诊所的油毡地板。在注入此药后的几天里，我的体液对他人而言都是有毒的，同时它也会腐蚀我自身的组织。阿霉素有时会对心脏产生致命的毒性，它有终生服用上限，待我结束这段治疗时将会用完此生限度的一半。
阿霉素于1974年在美国获批广泛使用，那是我出生后的第二年。这意味着如果算上获批之前临床试验的时间的话，这药作用于癌症患者的年份比我的岁数还要老。苏珊·桑塔格当年接受治疗时用的可能也是此药，她所撰写的《疾病的隐喻》是我病倒后别人寄来的第一批书中的一本。经受阿霉素治疗的过程像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