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恐惧终日困扰着我：当我以为自己在陈述某种真相时，可能只发出了一声叹息。
——司汤达《爱情论》（1821年）
来自以赞助人命名的癌症大楼远郊附属诊所的一封通告
在各种令人沮丧的社交场合，一把把抓下你的头发：在丝芙兰，在家事法庭，在美国银行，在你打工挣钱的地方，在和房东交谈的时候，在莱文沃思监狱，还有每一个被男人们凝视的时刻。为争取你需要的一切而努力与人交涉，因为眼下的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若是争取不到，就在拒绝你的人面前使劲拽下自己的头发。将一簇簇头发留在树林与草原，留在连锁便利店的停车场，留在每一个看在你“长得好看”的分上，免费向你和女伴赠送鲜酿扎啤的酒吧门口。
把头伸出车窗，任风吹落你的头发。让朋友一把一把地将它们收割，再由其他朋友留在令人沮丧的社交场合：撒在海港，散在文化古迹景区，留在让普通人感到愚蠢渺小的建筑物里，扔在街上骚扰路人的混账身上。
把你的阴毛一簇簇连根拔起，放在空白信封里寄给那些科技精英。将腋毛留在你昔日住所附近的超级基金区。把鼻毛送给不批准你请假的人事部职员。
当你的眼睫毛掉落时，许个反愿，送给每一个在你生病后消失的人。你的头发将掉落在周遭每一个表面上，组成新的字符和词语。仔细解读这些词语将助你破解你的病因：它们通常会拼出“资本主义”这个词。幸运的话，你还会辨识出另一个词，它意为“疾病使你化身为一种军事储备”。头皮上的斑秃会让你学会如何将正在死去的细胞变成武器，以抵抗你恨的和恨你的一切。
如同正在掉落的头发，身体也将被你视为武器；在它衰落时如此，未衰落时亦如此。依照这套将病人作为武器的全新理论，你的朋友会说，如今照顾你像是在维护一批武器。你的房间已成为一间军械库。所有给你送饭送水的人，都是在给枪上膛。
1
癌症大楼内人们的容貌展现了一种残酷的民主：同样光秃的头顶，糟糕的气色，因激素而浮肿的脸，还有在皮肤表面突起的塑料化疗港。老者咿咿呀呀，青年老态龙钟，中年人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中年的特征。
我们身体的边界开始瓦解，所有本应留在体内的物质接连流散开来。化疗引发的鼻血滴在床单和文件上，滴在超市收据和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上。我们无法停止流泪，我们散发出腐烂的臭味，我们呕吐不止。
我们的阴道和精液变得有毒。我们尿液的毒性强到连医院厕所里都贴着标志，要求病人在小便后冲两次水。我们看上去不像人——我们像患了癌症的人。我们在象征自己之前首先象征一种疾病。
语言不再遵从它的社会功能。我们对词句的使用变得像接近一枚错放的炸弹一样小心翼翼。有人提起天气，而我们错乱的回应是来自另一虚幻对话的只言片语：“我们必须学会接纳自己想要的东西。”语句抵抗句法结构，词语重新排列组合，成为昔日熟知词语的拗口翻译或是从来不曾认识的陌生单词。那些曾由母亲教会说话的孩子如今眼睁睁看着他们患病的母亲像是牙牙学语的婴儿般，吃力地比画着双手，却叫不出“电视”或“杯子”的名字。
在候诊室里，护理的劳作与数据的劳作相互交织：妻子帮丈夫填表，母亲帮孩子填表，生病的女人帮自己填表。
我是一个生病的女人，我的名字由我自己填写。每次就诊时医院都会将我的信息从数据库中打印出来，让我确认核实。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病人，数据库怕是要空了。
接待员负责分发表格，制作条形码手环，再将手环交由负责扫码的女职工。护士助理的身影若隐若现，站在走廊尽头，用身体抵开门，呼叫病人的名字。这些女人是存在于临界地带的助理，她们在电子秤上为病人称重，在狭窄拥挤的准备区为病人测量生命体征。接着她们把病人（也就是我）领到检查室里，登入电脑系统，将我的身体刚刚生成给仪器的一连串数据录入到系统里：我的体温冷暖、心率高低。接着她们问我：“从 1到10，你给自己的疼痛程度打几分？”我试着回答，但正确答案向来无法用数字衡量。量化是感知的敌人。这世上尚不存在一台仪器，能将神经终端发送的感知讯号转换成足够生动具体的测量结果。
在面临身体任性的病情时，当代医学会想方设法地将其转化成数据。这不仅限于通过观测病人身体每天排放与摄入的物质数量而使个体患者成为数据，更牵扯到整个人群——所有人的身体与感知都成了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计算（患病或健康的可能性、生或死的可能性、康复或受苦的可能性），治疗方案则全部由这些可能性决定。虽然男人和女人的身体都受制于这种计算，但这些基础的计算工作往往仅由女人承担。是她们将捉摸不定、难以计数的疾病迁移到了科技化的医学范畴。
“名字？出生日期？”癌症患者说出她的名字，这名字被打印在手环上邻近条形码的位置，又被打印在各种标签上，贴在抽血的样本瓶或是即将注入她体内的化疗药物上，接着她的身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