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可怜的人，可怜的（虽然也是众所周知的）非人的境况！我只能死一般躺在病床的墓穴，无法享受复活。
——约翰·多恩《紧急时刻的祷告》（16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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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英年早逝的念头不单是那些无法接受衰老的人才会有的朋克浪漫遐想。从前，年少的我们计划在二十八岁前死去，若是未能如愿，就在四十岁前死去。后来四十岁到了，随之而来最显著的变化是一切有关英年早逝的渴望都消失了，“痛快活着，痛快去死”不过是年少无知的人一再重复的陈词滥调，他们还不知道人可以先飞快地浪费生命，而后适时慢下来，甚至可以在精彩的老年相互陪伴着死去。
然而，在你还没来得及谢绝这份英年早逝的邀约时，有些你原本只是隐约渴望的事悄然现身，为你献上保鲜的殊荣，让你得以在依旧能引起他人情欲的年纪死去——许多人以为自己钟爱这种响当当的死法。你可以选择像某个乐手曾向你建议的那样，“一直吊着别人的胃口”。你可以在几乎所有你爱的人之前抢先死去，这样就能躲过悲痛、全球变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崩塌。
如此一来，生平传记成了关于一个无法存在的生灵的一种难以解读的逻辑，它并不能像图像志那样带来万福玛丽亚式的光辉，也无法映射出曾经活过的意义。而英年早逝像位姗姗来迟的宾客，在你耳边低声细说有关圣徒传记的溢美之词，他说现在退场会让你静止、不朽、脱离一切罪名。你可以就此死去，这死亡即便说不上神圣高尚，至少能免除留下更多道德过错的负担。
但死去的女人无法写作。如约翰·多恩在他的诗《盛开》（诗人此处所指的有别于盛开的本意）中写的那样：“一颗赤诚的思索的心，倘若不动声色/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也就是我——“不过是个幽魂。”
当我的头发没了，当我尝不出食物的味道，当我在宜家买面包刀时晕倒，当前任们一一前来探望、为再跟我上一次床进行最后的尝试，当慷慨的慈善众筹所带来的羞耻感保障了我数月的有机食材支出，我，成了一个病人。曾经的生活到头了。目之所及，满是由疾病与医疗构成的世界。“病人”与“健康人”之外的任何身份标签在此时都遥远得像是来自另一个纪元。癌症的影响波及一切。
如今，我看的每一部电影讲的都是一群看上去没得过癌症的演员的故事——起码对我来说，这是它的剧情。诊所之外的任何人群都像是为了孤立我而甄选的，无论在哪儿，所有人看上去都健康强壮，眼睑上长满睫毛，有胃口吃下晚餐，也有稳妥的退休计划。我则被癌症标下了印记，也已记不清此前那些真正代表过我的标签都是什么了。
但我清楚地知道，在生病之前，我是存在过的。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如今证据在手。在我即将患病的 2014年的第一天，我四十岁，靠教艺术系学生谋生，有一个读八年级的女儿。我们住在堪萨斯市城郊的一所两居室公寓里，每月房租850美元左右。根据日记中我毕恭毕敬写下的乏味琐事记录，我当时穿着一件从救世军二手店买来的布满虫蛀的红色羊绒衫，似乎有些感冒。在日记中我写道，携带着病毒迈入新的一年让我感到乐观，就好像身体发热是为了将旧年从我体内燃烧殆尽，一切会在新年重新开始，因为没能杀死你的疾病将把你点燃，而后你会从头来过。我在等一份第二天要到的快递，那是一张我花 280美元在二手店买的安妮女王式四柱床。在拥有那张床的二十六周后，在我四十一岁生日的后一周，它成了我的病榻。这是我此生拥有的最具悲剧色彩的一件家具。
世上没有比床更具悲剧色彩的家具了，它是那样迅速地从我们做爱的地方沦落为我们等死的地方。同样悲剧的是，它迅速地从我们睡觉的地方沦为我们胡思乱想直至发疯的地方。任何深陷疾病的人都清楚，人们做爱的那张床同时也是坟墓，正如约翰·多恩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可能永远都无法从中站起身来。
在直立的生活中，当你身体健康或是假装基本健康地四处走动时，上苍通过颅顶触碰着你。颅顶的总面积相当小，于是你只是略微接触到上苍，你的眼睛望向外面那活跃的世界，而非向上注视，你的大多数行为也是在对这活跃的世界做出反应。多半是在夜里，在梦境中，想象才会暂时膨胀，上苍透过天花板如风般涌向你，在你的身体四周弥漫开来——这是我在那些日子里躺在床上琢磨出的神奇理论，我用它来解释体态和思想的关系。
当你患病平躺时，位于身体之上的上苍与它的气息覆盖着你的整个身体，身体和空气的接触面积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想象过度丰富的危机。这种长时间保持水平的姿态招致一种高强度的意识投射。当你总躺着时，你也总在向上凝视。
床上的病人若是幸运，将会被爱监护；倘若她不幸，则会成为行动的弃儿。那些经年累月积聚在床上的美好欢愉都在重力作用下黯然失色，甚至连梦境都被痛苦堵截。在病痛中，属于床榻的每一寸愉悦都在崭新的忧虑布局背后消失不见。
哈丽雅特·马蒂诺在她1844年出版的《病房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