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了。
进攻国吉岭的前几天，比尔和他的好哥们儿三等兵哈里·斯威策(Harry Switzer)待在一个散兵坑里。斯威策回忆道：“我们一个人睡觉，另一个人警戒，防着日本兵趁夜渗透到我们的阵地。大约到了午夜，我一觉醒来，发现比尔和我们旁边散兵坑里的战友正在与日本人交火。8个日本兵摸了上来，要是不能阻止他们，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天亮后，斯威策看到，在以两个散兵坑为中心、半径不超过25英尺的范围内，躺着7具日本兵的尸体。比尔率先向日本兵开火，至少打死2个。
12日，斯威策还与尼亚德尔和其他2名战友参加了救援任务。他们把伤员抬到担架上，并顺利返回，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斯威策接着写道，就在那时，“一枚迫击炮炮弹正中目标，我和比尔全都被击中。比尔陷入昏迷，再也没能清醒过来。五分钟后，我们把他送到了急救站。医生竭尽所能地抢救”。然而，医生也无力回天，比尔·尼亚德尔终究没能恢复意识。战友取不下比尔手指上的陆战队指环，只好锯断指环，把残片与其他私人物品一并寄给他的家人。
比尔死后，美军调来更多的坦克，用来给困在国吉岭上的士兵运送血浆、饮用水和弹药。此外，坦克还运送了援兵，每辆坦克搭乘6名士兵，第一批9辆坦克把54名士兵送上高地，回程又把22名伤员运回后方。此后，在夺取国吉岭的整个战斗中，美军一直都用这种办法来运送补给和人员。当天晚上，美军又派出2个连支援高地上的部队，其中一个连是“杰普”卡雷尔少尉所在的K连。卡雷尔回忆道：“我们涂黑了脸，天黑后沿着照屋的正坡走去……我们一路上被要求不能开火，保持极低声的耳语，迈步也必须谨慎。我们悄无声息地沿着遍布碎石的山坡，抵达山脚的平地。月色明亮，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百米开外的东西。当然这也意味着，只要日本兵凑巧朝我们这边瞅一眼，就能轻易地看到我们。”
幸运的是，日本兵没有看到他们。通过一座桥后，2个连队抵达山脊最高点附近的预定地点，被命令在那里挖掘散兵坑。天亮开火时，已有6个连的兵力在国吉岭地势较低的一端站稳脚跟。卡雷尔写道：“部署在我们前方的陆战队被日军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不少射向他们的子弹也打到了我们这里。伤亡人数居高不下。大约到中午，坦克开上来了，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给我们减轻了一些压力。我们一点一点地扩大立足点。到此时，全连所有人都上了火线。”6月13日，第七陆战团付出了140人伤亡的代价：重伤员乘坐坦克返回后方；轻伤员留在原地；战死者的遗体被集中在一个山脚附近。
第七陆战团遭受的大部分火力来自前方和左侧。为减轻第七陆战团的压力，师部命令第一陆战团二营攻占国吉岭地势更高的东端。6月13日晚，布鲁斯·沃特金斯中尉率领的E连“挖好散兵坑”，本想着可以“安稳地过上一夜”，却在晚上9:00接到营长马吉中校用无线电发来的命令：E连、G连须在凌晨3:00向高地发动进攻，进攻部队由沃特金斯全权指挥。沃特金斯写道：“我询问马吉中校，想要知道上级为什么会选我来指挥这次进攻。马吉答道：‘（师部的作战主官）罗素·E.洪索韦茨(Russell E.Honsowetz)上校点名要你来指挥进攻。’我当时冒出两个想法。一个是洪索韦茨上校仍然对我在佩莱利乌岛战役中拒绝执行他的命令而感到不满。另一个想法可就要乐观多了——洪索韦茨真的认为我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他们排成单列纵队出发。走在最前面的是E连三排，跟在后面的依次是E连一排、沃特金斯及E连连部、E连二排以及最后面的G连。这2个连的兵力约有240人，大致相当于满员时的一半。尽管上级禁止发射照明弹，但海军的照明弹仍然不断在上空爆炸，迫使沃特金斯和手下士兵停止行军，就地隐蔽，这影响了他们的速度。E连、G连刚刚抵达山岭脚下，天就亮了，日军立即开枪射击。第一批阵亡的美军士兵中有一名补充军官怀特少尉，他前一天刚担任三排排长。沃特金斯写道：“战斗刚开始了大约五分钟，他就阵亡了。”
尽管遭受了不小的伤亡，E连的3个排还是全都攻上高地的顶部，但仅得到G连一个排从左侧的支援。沃特金斯留在山脚下，在一个4英尺高的陡坡后面设立了指挥所。隔在他与士兵之间的那段长度100英尺的山坡，“很快就变成无人地带。哪怕只是从陡坡后面探头看一眼山上的情况，也会马上引来日军的炮火”。然而，沃特金斯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在E连的右侧与第七陆战团的阵地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缺口，使得日本守军“可以依托掩护从前方和两侧射击我军阵地，而我军几乎所有部队都暴露在对方的火力之下”。伤亡人数“惊人的速度攀升”，阵亡者的尸体“裹在斗篷里被抬下山”，安放在陡坡后面的隐蔽处，“看起来就像是装食物的口袋”。
沃特金斯请求坦克支援，想让伤员坐在坦克上向后方疏散。但是，日军狙击手“躲在我们两侧和后方茂密的草丛里”，把伤员全都打死了。因此，他只好让伤员通